第二节 法哲学的危机与使命
第二个话题是法哲学的危机与使命
法哲学的危机与使命，这个话题讲的是两个问题：第一个是危机，第二个是使命。危机是什么，这是前提，我们只有知道了危机才知道使命所在。所以，第二个问题是接着第一个问题讲的。
现在，我们需要分析一下，我所说的危机与使命究竟是什么，以及由哪些？第一个危机，是就中国法哲学来讨论的，以此进而看看，我们的使命何在？第二个危机，是就世界现有的法哲学来看的，其中，我们的使命又在何处？第三个危机，依然是就世界当下的法哲学来看的，只有领域与第二个有差别，前者是在人域之中来看它的危机与使命，后者则是从人际关系中看它的危机和使命的。这说明，我们看问题的两个角度，这两个角度串起来讨论，也可以分开讨论。说白了，就是三个危机和三个使命。
一、法观念的转型与制度的现代化
1、第一个危机，西化与现代化
先看第一个。第一个危机是什么危机？是法观念与法制度的现代化问题。这实际上也是个中国问题，或者说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。因为在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里，都面临着一个法律规则现代化的问题。
现代化，这个词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个词早期的提法不是这样的，前些年这个叫什么呢？“西化”，对吧。因为“西化”太刺耳了，特不舒服的感觉，所以那时候反应很强烈。你看到没有，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争论不休，反对“西化”（和平演变），主张中国特色。90年代还在这样喊，但是，到21世纪没人喊了，为什么不喊？因为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，现在是现代化、世界化、全球化。这没说的了，美国也在全球化，心理平衡了。这种说法一听就好办事了。所以，有时候人要找个说法，不找说法活不下去。这是当代人类思想的一个特征。今天的人比较精明，他用现代化、全球化、全球化、世界化来说话，这样比较好听一点，人们容易接受。
现代化，无论是制度的现代化，还是器物的现代化，应该是没有危机的。危机出在哪里呢？出在现代化开始之前，我们已有观念体系的存在，是现代化的观念、体制冲撞了故有的观念体系，所以，危机便出现了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蛮夷之说，对吧？像这一类观念近代也很丰厚。如19、20世纪相交前后，中国曾有一本书，书名叫作《辟邪集》。这本书是干什么的呢？这本书的主题，是宣扬中国是人类社会中最高尚、最文明、最发达的社会。西方人整个就是一个没进化完的种类。它的理由很充分，比方说，不是说人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嘛，那进化的标准就是，猴子身上是有毛的，人身上没有毛的。中国人身上体毛一般很少。
我刚才提到的那本书，其逻辑是，既然人是由猴子进化来的，人之为人的一个标志当是，人的体毛几乎很少，尤其是东方人，几乎没有体毛。但是，我们发现哪类的体毛很多呢？刚好是那个白种人，通身长了很多很多毛。于是它说，这种人跟那个猴子最接近了，它们实际上是最低等级的。此外，它还有很多很多别的理由。这本书所表达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中国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，西方则是一种还没开化的野蛮状态。那么后来呢，发展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有一种争论叫作“国粹”和“西化”的争论。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论呢？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时代。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？我们生活在解释哲学的时代。这个概念和命题我们后面还要提到，这里稍予以说明。所谓解释哲学，是说人类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学理模型进行知识建构，并用这样的知识体系和观念形态为自己的所有行为提供支持、解说。解释哲学属于人类智慧演绎的一个时代，它的前面先后有物我一体的朦胧时代、智力发动的猜测哲学时代，再往后，将是互养同构的时代。在解释哲学的状态和时代中，人类用自己所建造的基本概念、范畴、意义、价值和原则这类智能材料，构筑起人类文明的大厦，更为各地域、社群、团体、，甚至个人的生存、生活、行为提供说法和支持。这是一般而言。说得俗一点，应当也是，我们在解决生存、生活诸般问题的时候，或者每个人、每个社会、每个国家、每个群体在它做出行为之前，都要给自己找到一种语言和观念上的支持，做好事要说道理，做坏事也要说道理。为什么做坏事也要说道理呢？可以说，这是智慧动物的生理特性，它不能做了就做了，而是在做坏事之前、之后，要给自己说个道理，这样，自己才能心安理得。
可见，解释哲学有高低对错之分。有些道理它属于从歪的地方来解释。如说盗亦有道。有些道理是从小事上来解释。如，今天晚上回去不睡觉，明天早上起来脸青眼肿，也得给自己一个说法：我年轻，年轻可以熬。这就是说法。如果说，你害怕，说我不能不吃饭，我一定要去吃饭，我今天无论如何不跟你再聊了，我不能跟你讲友情，我得去吃饭。依然还是说法。而有些道理则是从高的地方解释的。如孔子给我们提供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，告诉你道德理想主义，要求人们成为君子、圣人之类，那也是一种说法。此外，像老子，也是一种说法；释迦摩尼，依然是一种说法 。大有大的说法，小有小的说法，从古至今，我们几千年来做的事情，其实就是不断地为自己制造和寻找说法。不管干什么，一定要给自己一个解释。这就叫解释哲学。
我们发现，在当代，现代化是一种很有力量的说法。因为现代化是各中性词，全球化也是个中性词。这样说，即意味着，东方人、西方人没有国家限制，没有阶级差别，没有地理界域，没有种族边限，没有肤色别致，没有语言分差，大家都为着现代化跟着干，这样反而心安理得了。所以这几年没人闹事，没有人继续批判全盘西化说，以及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了，没这个说法了。可是，前几年则大不一样，这些词满天飞，什么“帽子”都来了。以此你们看看，一个词的调整，它能够解决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。这说明，意识形态也很重要。
意识形态有两种，一种是强势化、政治化的意识形态，它过分强调政治中心的价值观，强调政治意志的绝对性。另一种可谓之是弱化的，非政治化的意识形态，相对而言，也是一种高级的意识形态。
既然说到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这样一个话题，我们就要考虑一下，这个问题在中国为什么会发生？
我们先来寻找几个参照系，比比看。
如果就人口之多，如果就这么多的人口还能过这么久的安稳日子，如果就国家的国土面积之大，如果就一个国家的历史之悠久，等等，这样一些现象来讨论，甚至还包括它所创造的精神产品，及精神资源之丰厚之类，那么，你认为，中国在人类世界中，究竟是一个落后的国家，还是一个发达的国家呢？应该是发达国家，对吧。
哪个国家能够与中国的历史比呀，你找得出来吗？最能跟中国比的只有古埃及，而古埃及也就3000多年的历史。我说的当然不包括今天的埃及，今天的埃及知识地理意义的，古人已经换了好几茬了，谁是谁都不知道了。但中国则不然，中国还没有换过，你我还是祖先的后代，我们都能够追究出我们4000年前的祖先是谁。反之，你找一个西方人试试看，除了犹太人以外，谁能追得出来？追不出来的。没了。为什么追不出来？原因是，他们的单一祖先早就被人干掉了，后面的都是杂交的后代，，或者入侵者的后代，谁也不知道谁的祖先是谁。我说古埃及3000年，不是指最近的3000年，而是指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3000年，公元前2000年以后，就不是古代的埃及了，而是走马灯般换人的埃及了，它也叫埃及，但不是那么回事了。除了这样一个3000年历史的社会以外，所有的社会都没有超过2000年的。中国几千年了？少说有5000年了，这个有得比吗？没得比吧？
人口之多有得比吗？这么多的人能过上可谓是安稳的日子有得比吗？没得比。为什么没得比呢？有个统计说，全球最近5400年以来，中间只有329年的和平期，其他的5100多年天天都在打仗。请问一下，这个统计结果是根据中国的情况得来的吗？不是。扳手指头算，中国怎么也不止300多年和平期。夏商周一下就多少年过去了？所以说，这么多的人生活在安稳的田园式的地域中，过着一种安稳的日子，西方人想是想呀，可门儿都没有。正是基于此，我常说，中国人叫生活，西方人叫什么呢？叫生存。知道生活和生存的差别吗？知道吧？你们现在可能跟古人的感觉不一样，认为现在碰到了生存问题，而且觉得压力很大。比如说，你们中有些人年纪一大把了，还跑到清华来读书，受这种苦。这的确是生存压力所致。但这个生存是衣食的生存吗？不是的。这是你想追求更高的地位、更好的身份、更佳的职位，所应该付出的代价。它是这个意义上的生存竞争。你对生存的解释不是西方古人意义上的解释，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存。人家是这个的问题（指脑袋）。是说，你今天晚上睡觉，哪怕背着一把刀睡下去，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你的身子起来，你的脑袋不一定跟着起来。这才叫作生存。可见，你要把生存这个词理解到位，不能随便说你现在碰到的状况就叫生存。你这个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东西，他们那才叫生存。中国人除了少数的兵荒马乱，改朝换代的这些事以外，绝大多数时候是战争吗？不是。所以说，世界上那么多人、那么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温饱有余的文明之中，有得比吗？没得比。
再具体说，如中国唐代的长安，其人口有200多万。全世界有得比吗？文明带西段最大的城市人口约5万。一个200万人的超级城市和5？为什么唐朝再世界上独立风骚？（一是地理位置，二是历史巧合，李世民杀了其他兄弟，避免了换王带来的灾难，这应该是最早期的民主？）那时候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崇拜，比今天的中国人崇拜美国还要盛，这种崇拜一直延续到了文艺复兴时代。为什么西方要文艺复兴？就是因为中国人提供的精神产品，及制度性的东西让西方人目瞪口呆，让一大帮欧洲人觉得不可思议。因此，他们拼命去理解、去宣传、去改变他们的社会，最后才把它们改过来的。
所以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我们曾经是很辉煌的。然而，这个辉煌到今天为什么不管用了呢？（伟大复兴？2022年，人口负增长，经济下滑，移民出国，美元加息，人民币外流，是哪里的问题？）
我刚才说了一句话，我说，按照某种理论，人最后又由人变成了动物（人的动物性还原）。这是说标准换掉了，世界就不一样了。这里，涉及了人性问题。依某种学理可知，人性是由两部分合成的，一种是动物性，一种是神性。人实际上是动物性加神性的一种生物。因此，我们身上有动物性也有神性。所谓神性是人的拔高，使人超拔的禀赋。应该是这样的，或说方向应该是这样的运动的。然而，西方文化经过艰苦的建设之后，好不容易使人有了一点神性，可到了文艺复兴以后，啪的一下又打回去了。整个人群、社会进入了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、物质主义的场景之中。这种生活和存在状态的表象化，便是现代性的爆发。人的动物性还原是现代性的极致。且不说放弃自我、超越生命的东方式灵明觉悟，仅就动物性所拔出的功利性、社会性和理性而言，西方文化在古代时代的成就，已是不菲。不幸的是，这样的成就依然挡不住现时代的欲望狂潮，物质主义、感觉主义、自我主义最终使社会性、功利性、理性还原为了动物性。
现代性的爆发，最突出的表象是人们的感觉智浮出了水面，成为压倒性的智慧现象。我们的智能可以依靠功能价值的差异，分别为三个不同的层次或类型，第一层次是感觉智，第二层次是理智，第三层次是性智。感觉智的核心是自我中心和行为的感觉化。这个感觉智所导致的结果是，人类那种经过几千年苦心培养出来的某种神圣的东西、某种高尚的东西，在不知不觉的物质欲望面前崩溃掉了。（分子生物学的研究，知道感觉是怎样产生的，可以人造感觉，味精和毒品，其实是同样的东西）
因为感觉对每个人来讲，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，也是第一位的东西。你的感觉决定你的行为，当你被感觉牵引着走的时候，你肯定只相信感觉所得到的东西。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，现代人反而觉得中国不如西方。此乃因为，西方文化整个是功利主义和感觉主义的，它所给予人的这种强烈的引诱，无法让每一个有感觉的人抗拒。不要说人，猩猩也抗不住。最近我看了一幅漫画，写了一句话说，为了让大猩猩不只知道抠鼻子，给每个猩猩安一台电视机。这话的意思是说，猩猩也要感觉化。可想而知，猩猩感觉化了，接下来猪马牛羊也得跟着感觉化。当此之下，不但人要退回到动物，动物也要往回退。这是一个潮流。在这样一个过程中，人成了感觉主义者。让你感觉到好的地方，通常就是功利主义建构成功的处所。所谓感觉好，比方说，你住洋房的时候，你开汽车的时候，你使用计算机，使用手机、无线电的时候，还有使用很多工具的时候，你的感觉会比较好。因为你的感觉好，你才需要这些东西，才去追求它们。但是，当你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用完了以后，你又会发现，支持你人生的东西（追求的东西）反而没了。其实，这时候你被现代性悄悄地卖掉了，你还不知道。
现代性的前景是什么，我们现在不去讨论它。反正我们只知道一点，标准换掉了。标准一换掉我们就会发现问题，我们文化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，我们的长处全部变成了短处。于是，我们现在就面对一个困境。一个什么样的困境呢？守住自己的东西好像没有意义了，学习人家的东西又很困难，但你又不得不学。于是乎，我们就生活在一种夹缝中间，自己的东西没了，人家的东西又不太容易学，又学得不到位。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摇摆状态（宋教仁被枪杀），失去了古老的依赖，新的依靠又没系住，可谓左边挂不住，右边也挂不住。中国近代，中国的近代文化和近代历史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到来的。由此可知，我们的法学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什么。现在问题是，传统的法律对我们来讲好像一文不值，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我们所面对的都是从西方引进来的，可西方的东西到中国来以后，我们又发现学起来好难。（不死人是不行的？）
2、法哲学现代化遇到的强硬的挑战
比方说我们要建立法治、民主、宪政，要有个人自由，要有人权，等等。这些都是西方的东西。然而，这东西一提出来，马上就遇到了强硬的挑战。挑战来自于谁呢？那就是所有政治上的成功者。
中国历代统治者奉行的逻辑方式非常简单。最早是，有一个或一些人想了一个辙，想去统治别人。然后，他以某种方式把他的这种想法变成了事实（大禹先让庸人，然后指使儿子夺回王位）。变成事实以后呢，为了有效地控制、统治下去，它必须完成一下这个过程。当每个人的权利--我打个比方说，假定每个人的权利是10，假定啊--数量是10，那么呢，他就把这个10中间的80%收到他的手上去。其中呢，也给每个人留了一点，大概有20%。那些收上去的权利并不是他一个人全部占有。他把每个人的80%收上去以后，便把这些80%变成一个整体。因为，他为了有效地统治所有的那些享有20%的个体，必须要把这个整体的80%，层层分给他手下的人。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官僚等级体制。最下层的人，即那些被统治者，处在最低等级，只有自己的那个20%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其中的某些人，他又给你配置了10%，这样你就有30%。于是，占有20%的人和那些占有30%的人，便构成了等级差别。（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要考公务员吗？这样至少可以多得1%，等级高一些，被剥夺权利的人，只有0%的权利）但是，皇帝知道，如果他只是直接面对那些30%的人，也不行。因为这些人跟他相比，数量太大，他控制不住。这样他要在这个30%的人之上，再设若干等级，比方说50%（比如芝麻官）、80%（比如巡抚）、120%、150%、200%，等等的权利等级。这样，每一个高等级就比下位的等级高出了一个等级，相应地，其权利也多了许多。如此类推，离皇帝最近的那些人，如像宰相、宫廷近臣那些人，其享受的权利可能达到了150%、200%之多。至此，你会发现，权利通过等级制度，表面化为了权力，权力成了中国政治统治的核心。（权利与权力的区别，不要再做解释了吧）因此可说，中国的政治统治、控制是通过权利的人为集中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来完成的。所以，权力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
这样一种政治结构和政治方式使中国的社会、文化跟着它发生了转移。转移的结果是，政治统治、王权宗统变成了第一或中心价值。而社会原本有的第一价值，我们称之为原生价值或社会的原价值，即社群的和谐价值，则被这个后起的第一价值挤到边上去了。因为政治统治作为第一价值或中心价值，它有巨大的排斥力和专断性。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整个社会只有这样一种价值的话，那就变得非常可恶、非常可怕了，社会就变成完全动物式的了，它最终只剩下人跟人之间的斗争。所以，它不是一种正常的，或者说是人类希望的场境。
3、中国的法哲学探索
这样一种情形，中国古来有许多知识分子就已深深的感觉到了，以为必须要救济、调整。这一帮知识分子，因为生活在中国的环境之中，他们不可能想得出孟德斯鸠（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）、鲁索的方法、招式，比方说“三权分立”、多党制，等等。他们想的招是中国式的招。如政治中心主义过分地膨胀的时候，他们只能够从人类原生价值里引发、弘扬、再造、焕发出一个东西来，以之救济和抗衡专制统治。这个东西便是道德理想主义的伦理规范。中国的儒家，终其所有所为的工作，即伦理、道德至上，社会和谐、天下大同的终极价值。他们认为，这才是人生和人类的最高目标，所有的价值都要服从它。所以，它是一切的标准。
（中国人民失败的根源）
那么，说公法不行，私法行不行呢？我们可否先来玩私法游戏？比方说民商法，我们用合同、契约来解决纠纷可不可以？这个思路不错，至少学过法律的人都理解。但是，操作起来是什么情形呢？“三角债”不用说，“五角债”可能也有。环套环、链套链。或者呢，明里头有契约，暗里头又是一套，以至于影响到了司法的效力。司法判决就像一个鬼画的符一样，没用。（没有权力基础，司法判决就是鬼画符，江山先生一针见血啊）本来说私法领域好一点，结果发现私法动起来比公法还难。原因还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控制者你我。在政治体制或公法领域，这些东西反而变得非常模糊，人们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反对者。因为交易、流转的许多行为和现象它不会成为法律，只有你身临其境的时候，事情才会显出端倪，说不定，你就是那个反对者。是不是这个道理。你在抱怨别人的时候，你自己成了别人的抱怨对象。这些问题在我们的环境中，是异常交错缠绕的，许多的对错是非不能简单判别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学西方学得特费劲。不管名字怎么变，你就是不提“西化”，说现代化，大家心里好受一点，可还是学不到位。为什么学不到位呢？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了。我们后面会慢慢再分析这个问题，看看原因在哪里，困难在哪里。
归根到底，我觉得，首先要从法律的角度来看。我们得坚持一个要点，即中国古典的法律观念、古典的法律制度其实是有问题的。其问题不仅仅针对西方现代法律制度而言，也是针对我在前面说的有关法律的歪曲这个话题而言的。我记得刚才说到歪曲，指明有三种形式的歪曲。那么，这三种形式的歪曲里，你认为中国占了几个？占了两个，对吧？就是说，长期以来，法律这个东西在中国，首害是变成了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。所以你看到，重罪十条里，有好几条是和什么有关的？王权相关的。剩下的几条又和什么相关？跟宗亲伦理相关。由此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。中国古代的法律就是为了保护这两个东西，一个是政治王权的绝对性，一个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伦理的权威性。这样一种制度，我不敢说它绝对错误，但至少可以说它太偏隘、太偏颇，因为它没有顾及西方的功利诉求。如果说一个制度能够把这三者兼顾起来，可能就会是一个好的制度，可我们的制度只偏到那两个里面去了，把另外一个东西完全忽视掉了。故从逻辑上讲，我们的制度、我们的规则、我们的观念是有问题的，我们的价值观也有问题。且先不跟西方比，暂不和西方比，即能看出问题所在。
（交易的渊源是抢劫，因为抢劫的代价和成本太大，最后理性，转向了交易。）
既然有了这样一种理解和认知，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它的问题在哪里。
首先，关于人。我们刚才提到，中国古代关于人的理解，它不认为人是一个个体的概念，而是一个群体概念。这种观念和理解的结果，是它不可能出现西方法律话语种的这个词--主体。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主体这个词，连皇帝都不是主体。（中国共产党也不是主体）常说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话是这样说，其实它是一种文学语言，只是一种描述，它不是法律用语，不是一种法律制度的规定。虽然，理论上讲，中国的土地归国家所有，但，这个所有得区别对待。其一，皇帝并不完全等于国家，说国有，不即是皇帝所有。因为皇帝和他得家族是临时性的，每隔一段时间要换。这种情态导致了一个事实，每改朝换代一次，成功的那个（些）人他可以重新分配土地。如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。咱们清华这块地就是圈的，咸丰圈的。咸丰当皇帝之前，就住在这个工字厅里，这地方算是他的一块地，他便有了这个权利。其二，一旦皇帝或成功者首次实现了对土地的占有，接下来的真实情形，就与国有脱节。即，不管你以什么方法得到了某块土地，这个土地你就可以私有了，或事实上私有了，国有只有政理上的意义。
于是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，中国的土地，它既不是绝对法律意义上的国有，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私有，它既有国有，也有私有。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呢？其根由正在于，中国没有西方的主体概念和制度。关于人，中国可能有别的概念，比方说父亲、儿子、臣、君，这些概念都有。但，这些概念不是法律话语。这些概念的前提，是人群。社会的政治关系和宗亲关系，人是这些关系的承载者。（没有主体、客体的概念）社会只产生政治话语和宗亲伦理话语，人亦得政治化、宗亲化。（反间谍法就是把人政治化了）既然没有可与法律对应的概念，那么，你现在要跟西方的法律结果，或引进西方法律，肯定会碰到一个难题，西方法律构成的要件在中国没出安放处。没有主体，何来权利！没有主体，何来合意、契约！没有契约，何来法律！结果是，没有主体，何来法律。
（真的很开悟，感谢江山教授，真是有缘！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，有种，有法哲学知识的种！）
我们为什么会碰到刚才说的那么巨大的反对？（夺人权利如杀人父母）除了政治的理由之外，为什么其他社会势力也会反对，包括你我在内都会反对呢？原因就是中国长期以来所建构的是一个熟人社会，它不是西方法律规则所支持的陌生人社会。熟人社会具有极强的模糊性特征，它不需要绝对的权利分割，不允许公开的对抗、冲突，当然也就不允许我的绝对独立自主（主体）。它是靠内在的熟人关系的亲合力来解决相互的利益问题的，不需要刚性规则来解决冲突、纷争。就算偶尔打得不可开交，一旦有族长、长辈出面，再厉害的冲突都能够化解。所以，主体构成性的刚性法律制度，不适合用来解决熟人社会的问题。这应当是一个缺陷。
4、中国的旧法时代回顾
第二个，关于法。中国法是个什么法？中国法说白了就是个人身法，或者叫身份法。在中国，每个人在其社群结构种有一些固定的位置，这些位置是政治社会、宗亲社会及伦理社会综合结构生成的。他可能是父亲，但同时又是儿子，也许是一个大臣，还可能是一个师；或者是一个学生，还可能是一个什么别的身份，他是这些身份种一种或几种关系的集结。身份虽繁，可稍予观察会发现，这些身份种，唯独就缺乏一个法律身份（主体资格）。所以，他的存在不是一种绝对的状态，他不可能依据一个权利主体的身份去为所欲为，相反，诸多政治的、宗亲的、伦理的规则和限制对他的行为是必然和绝对的。这些外在的环境和条件决定他的行为具有柔性，他不敢，也不可能只按照一个身份去行为，而西方人的行为恰是由一个独立的绝对的身份--法律主体所支配的。比方说我是商人，我就是一个商事主体，在我所从事的商事行为中，我只有这样一个身份，别的身份我不考虑。这就出现了西方人在借钱、还债之类的民事行为中，必得签合同得处事方式。在中国，此乃多余之举，父亲的钱儿子当然要用，天经地义，没得说。在西方，却不行。父子，我们是一种关系，但在法律上，这种关系靠边站，一边待着去，父子之间如果有民事关系存在，他们只存在民事主体的关系。既然是民事主体，那就是一种对抗关系、一种对等关系、一种有偿关系、一种合意关系。由此可见，身份的单一性与身份的多维性、杂合性就构成了不对称。这意味着，法律体系的不同质。我们的法，由政治性、宗亲性、伦理性，还加上天道自然法则共同构成，具有极强的柔性特征和可塑性；而西方的法律，则只是当事人的合意，外加神的背景支持。这里，当事人即是利益的直接欲求者，故他不可能得过且过，敷衍塞责，他必须据理力争，一凭法断，无须考虑政治、伦理、纵情诸他因素。（简单，舒适）
在此，我们碰到的困难是，现代社会由西方文化所支配，因此，我们每个人得过渡到西方得单一性身份上去；而过渡中，你马上就会感觉到困难，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周边的关系太多了。你下不了手，你狠不了那个心。当你父亲的朋友找你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当你领导的朋友或领导本人来找你的时候，你又该怎么办？这时候你说，我不买账。你可以不买账，但你很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结果你权衡了半天，还是要让步。比如上面说及的“三角债”，这钱已经借出去了，这笔款就暂时不追了。于是乎，“三角债”“四角债”“五角债”就慢慢地由此成了定式，如果你只有一个单一身份，你眼里头，我就是一个民事当事人，别的我不知道，会这样吗？不会了。你用不着顾及什么什么关系之类。
这是关于中国法律，它是一个多维身份杂合的规则体系，它跟西方的契约法不是一个东西，不在一个状态。
还有法的价值问题。中国古代法的价值，由于受制于本根伦理的作用，外加政治中心主义的强力干扰合伦理至上的影响，所以它特别强调宗亲合群性、王道大一统、人道大同、和合谐一、同类意识诸价值。这些价值观念对中国人、社会的影响很大，以至于后来把它们格式化了。不知道你们注意过没有，中国古代的分封制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些价值取向。中国的分封爵位制中，有五个爵位等级--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现在，请你们想一想，这五个等级名称的含义分别是什么？它们各自表达了什么价值？注意，这里不是叫你们看等级，而是等级名称索要表达的意涵。或说，他们所使用的这几个概念，每一个概念本身内在了一个关乎社会价值的东西。
第一，什么叫做公？公是最高的等级。为什么以“公”为最高等级呢？公这个字在汉字中，其实是由两个字组合而成的，一个字是分，一个字是私。“八”这个字是分，“么”这个字是私，公即是分私。用现代语言表示就是去私。去私在中国语文中另一个词叫大公，所谓大公无私即是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，公作为一种公共伦理、同类意识、社群和谐、利他合群的价值，被摆在了什么位置？首位，对吧。这是第一个。
第二个是什么，侯。侯是什么意思呢？侯着，侯也。就是等候的意思，当然也可解出伺候的意思。那么，侯指什么呢？换成古代体制，就是指所有等待着成为国君、天子的人，或者近距离伺候天子、皇帝的人。谁有资格成为这些人呢？大约是那些皇亲国戚，尤其是皇族中的男性成员。这个概念在强调的是什么呢？如果公强调的是社群和谐理念的话，那么这个侯所强调的则是统治权威，或宗亲统治的合法性、有效性，属政治中心注意的价值观。这是第二个概念。
第三个是伯。这个伯，它是家族结构中，父亲以外，子辈挤长最高位的称呼。或说是家族中的老大，同辈人中的老大就是伯。可知，这个概念强调的是家族身份的合理性、有效性，以及宗亲关系的和谐。这是第三个价值。
第四个概念子。子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子是指什么？后代？儿子？孔子、老子、庄子......说不清楚，是吧。我个人认为，应该是对有贤、有德、有知识的人的尊称。说得简单一点，就是老师。为什么要强调老师的地位呢？因为，前面的公共价值也好，政治价值也好，宗亲伦理价值也好，靠谁去推动啊，靠的就是老师，如果没有这些人去推动，没有他们去教化风行，势不可能。正因如此，我们注意到，很多中国家庭的堂屋中挂着一个牌位，上面写着“天地君师亲”。有少数后两位是颠倒的，多数是把亲放在最后的，两种都有。反正不管怎么着，师的地位很重要。其实，它是在强调教化的价值。
最后一个是什么？男。这个男是男女之男。意指，男的统治女的。社会的一半统治另一半，然后，皇帝只需统治一半中间的一部分，或说就直接统治那么几个人就够了。几个人统治一大帮人，一大帮人统治一半人，一半人再去统治另外一半人，这就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。因而，它属于政治价值合伦理价值的混合。
这几个概念所表达的社会价值、文化价值，现在你大概已经看出来了。反过来，它们亦表达了中国法律的价值。这个法律价值的意涵其实很简单，即试图让整个社会--天下和合谐一。
天下这个词很怪，我们得稍加说明。有人说，天下相当于现在国家的称呼。其实，这个概念跟现代的国家概念不一样。现代的国家，主要是一个法律概念，再加上一点政治意义。所以，它有主权、国民、土地这几个要素。由这些要素组成的实体就是国家，古代中国称为国家的实体，实体也不是真正的国家。春秋战国之国，指的是周王朝下面的一级行政机构，故它不同于古代希腊、罗马城邦的那些国。那些个国是契约实体，具有法定的绝对资格合地位，是有独立人格的政治实体。
在中国，天下这个词更具普遍性。那么天下是什么意思呢？天下是一个道德概念、伦理概念；其次，才带有政治性。理论上讲，天下是一个弹性概念，它没有明确的地域边界，也没有固定的人员组成，完全依道德伦理进化的水平而显示，具有同态伦理水平的人员和地域，都可以融入天下之中。然而，这是极其理想的设定，难以成为实境。因此，事实上的天下并不如此。按照中国人的评价，炎黄所缔造的天下，约略是天下的模本。指示由于它不及人域范围，故限称为“炎黄天下”。中国实则是炎黄天下的别称，与之相区别，后来的儒家便把理论上的天下，或最完备的天下叫作“天下人的天下”。这样，中国文化中，便有了一系列关及天下的范畴：天下人的天下、炎黄天下（中国）、家天下、独夫天下。后面这两个称谓，是夏代和秦汉以后新出现的更狭隘的名称。可说，这一系列天下的演进，表明了中国政治对人域公共伦理的反对与逆行，亦是显示了政治体制狭隘化、恶化的逻辑。
大体说，天下虽然没有边界，但它却是一个划分标准：进化到了伦理文明境地的是天下或中国，没有进化到的，就不是中国（西藏和新疆？）而被别称为四夷，所谓南蛮、北狄、东黎、西戌。再不济，就是外番。从中，我们看得出来，理论上，整个人域应当是天下一家，和合谐一，这是最高价值。而事实上呢，只能分步而行，先行中国一家，华夏和睦。中国法律的价值终极和次级，大抵无出其右。
试想，这种价值跟西方法律的价值能合得上吗？合不上。西方法律是起于主体意志，故其价值讲什么，讲人权、自由、民主、平等、公平，全部是以个体为出发点得。中国得最高价值是什么，天下一家，和合谐一，孔子说，“天下一人而矣已”。意思就是，天下所有的人和谐得像一个人一样。这是孔子得理想。最后到了宋明理学那里，就更神乎了，不是说人是一家子，而是宇宙也是一家子，也得像一个人一样。实在是高不可及。西方根本没有这个讲法。它讲的是，我就是个体，我只管我过的好就行了，别的不管，也管不着。这就是西方的法律。
现在已知，一个绝对个体化的体系，一个如此超级的社群化、整体化的法律概念，你说他们之间不冲突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所以说，我们多少有点从神的状态退回到动物状态的感觉。天下一人也好，宇宙一人也好，总之，它们表达的是一种绝对高的神性的标准。现在需要完全退回来，回到个体，没有落差，那恐怕是怪事。个体，也就是意味着物利与得失，除此以外，它的引申义不会太多。说得好听一点，得失就是权利，说得难听一点，其实就是你占有的多和少的问题，你吃的好坏的问题。这种现象再动物世界有的是。如雄狮的力量大，所以得先吃大块肉、好肉，吃完了，吃饱了，待到一边去休息，这时，别的狮子才可以抢骨头吃。猎狗也是这样。说白了，所谓权利，就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最好的，只是在没有可能最好的时候，才有所谓的平等。这说明，权利之说，无非是人把物利得失的赤裸修饰了一下，由动物行为、动物语言修饰为人类行为和人类语言，变了个词来表达而已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本来就是动物，现在，经过文明与词语的修饰，我们便不在是动物，而是人。是人，并非说动物性就不要了，而是变着法儿要。这就是问题的实质。
当然，我今天这样说，可能有点犯冲了。犯了什么冲呢？现在的大众主流话语，是要民主、法治、宪政、自由、人权，你现在如此地贬损这些神圣的制度和理念，你这算什么！其实，我也要人权，我也要自由，和你们一样。但是话也要说到位，要归要，说归说。
（哈哈，犯冲了）
以上，我们解说了中国法律隐含问题的几个主要方面，已明显看出它同西方法律之间的巨大差异。这些是导致它在现代碰到困境的根本原因。此外，还有一点应予以提及，西方人认为，中国的法不叫法，叫什么？叫习俗。在他们眼里，中国法和土著社会的习惯、习俗是一样的东西。把一个如此高级的东西当作一个近似于动物的人类学、民俗学现象予以研究，这是我们说的困境所在。
（这才是真正的落后与耻辱所在）
你郁不郁闷？够郁闷，是吧。问题是，你郁闷完了还得跟着改，你得把架子放下来。什么天下一人也好，宇宙一人也好，统统靠边站去。我们现在得老老实实慢慢来，把人先还原到动物，再从动物往上走，看看能不能走上来。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在这样一个思维逻辑中行为。（还是移民直接了当）整个一套的东西就是这样来的。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，如果说中国的法律文化、法学学说和制度体系不碰到困难，那真实个怪事情。你非要碰到困难不可。现在，所有的东西--举个例子说，就如人家现在有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规定，只有五尺的才是人，而本来人有长七尺的，有长三尺的，或说，五尺是人，七尺也是人，三尺还是人，但现在西方的这个标准来了以后，五尺以外都不是人了--断于西方的标准，高的要砍掉，矮的要接起来。
古希腊有一个神话，说是有一个人很坏，他家住在一条大路的边上，碰到有人路过此地，他都要抓到家里去。他家里有一张床，这张床是按他的高度设计的，他让路人睡在他的床上，如果过路人跟那床的长度正好一样，你就可以安全离开；而如果你长长了，他就会把你的脚砍掉；如果短了，怎么办呢？短了的结果是，他有一个拉长的机器，套住你的脚和头使劲拉，一直拉到你和这床一样长为止。这就是西方人玩的游戏。
我们现在就碰到这么一个强盗逻辑。在这种强盗逻辑面前，故有的标准都换掉了，你现在要以人家的标准为标准，你自己的标准一边待着去。所以，我们现在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困境。刚才说了，中国法律本来是有问题的，我们的文化本来也是偏颇的。但这种问题如果在平常，我们会有一种处理方法。我们认识到以后，会慢慢地修饰、慢慢地改。但是现在不行，我们被强加了一种巨大的压力，得加快改。否则的话，要门被砍掉脚，以适合它的长度；要么被拉长，拉长到你死。故知，我们的处境相当不好，砍掉了是伤，拉长了是死。反正两样结果都不好。可是，我们也只有去服从它。可以说，我们现在的困境就是这么一种困境。
当然，这不是说西方的东西一无是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的确，西方的东西有它的长处。比方说，它在满足人类功利化需求的时候，它在建构一种大家感到心里好受的社会体制的时候，我们的确感觉到西方有它好的东西。至少，当每个人有了自我意识以后，你不必为自己的自我意识没有得到表达而感到委屈。这一点是西方文化里比较长的东西。特别在当下，我们不像古典中国时代的中国人，多数大字不识，受了气也无所谓，现在有了自我意识的群体，受了气不只是知道，而且很容易愤愤不平，不平就会开始生怨。所以，现在社会的抱怨特别多。一般说，社会发展越快，抱怨越多。前几年有一个说法，说，碗里吃着肉，口里骂着娘。就是这种心态。你的日子好了，但还是不满意，这是常理。因为看到别人好，心理容易失衡。原来穷大家都穷，虽然有点差别，他心安理得，也不过就是七元、八元的差别。现在好家伙，一下差几十万、几百万元，这就受不了了。
这种情形在西方文化中容易安顿，它的确跟中国不一样。因为，中国自古以来以公为上。这个公有正面意义和负面意义之别。公的正面意义，是鼓励一种公共价值；而它的负面意义是什么呢？公家就是私人，私人就是公家，很容易模糊界线。我记得前两年有一个女县长被抓了，贪污、挪用了公款多少多少。贪污并不稀奇，可悲的是，她最后在法庭上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她说，我人都是公家的，我用公家的，吃公家的有什么错。这里，当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，即凡是政治化、伦理化、宗亲化的规则，它往往没有明确的边界，遇事拟制和事理不清的常见现象；而主体构成性的法律规则恰恰是划清界限，它把所有可能的东西都定得很清楚，你的就是你的，我的就是我的，公的就是公的，私的就是私的，决不允许有模糊状态，不允许有灰色地带存在。相反，在中国的这种条件下，它本身就有大量的灰色地带，这种灰色地带虽然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沾边，但，只要沾了边，它就得失自取（公务员、党员吃自助餐），规则并不明确限制。所以，沾边的人与不沾边的人，其利得大为不同，结果是严重的显失公平。可说，这种不公平是体制造成的。
（当前，中国共产党坚持公有制，所以中国经济必然会崩溃，民众自我意识随着网络科技、抖音app，逐步平等化，自我意识觉醒）
既然西方这一套东西有好有坏，那么，我们现在姑且从好的方面来理解它，认为它是应该学习的。从中，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法律和法哲学的危机所在。我们有两个大的包袱，一个是中国法律的政治化，一个是中国法律的伦理化。它们共同导致了这个规则体系的不完整。现在要学的东西，即是我们向来很不擅长的东西，也就是规则的功利化、主体化。我们试图用法律的功利化去消解法律的政治化和伦理化。
长期以来，至少最近一百多年以来，我们知道中国学人一直在积极地改变中国的法观念，中国的制度体系，在推动中国的现代化，亦为中国的世界化做了很多贡献。比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我们知道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叫沈家本，这位清朝末年的著名大臣，对改变中国法律制度起到了很大作用。他是一位先锋任务，他认识到，中国法律制度有一些弱点，要想有所改进，就必须引进西方的东西。虽然心里头别扭，但还是要引进。所以，那时候闹别扭的很多。我们知道，当时朝廷里发生了一场争论，即所谓“礼教派”与“法理派”之间的争论。
（香港基本法，罗冠聪现在还被关押2023年8月27日，这反应改的困难有多巨大）
中国法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，首先在清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，主要是以沈家本为代表的一些政府官吏，它们试图改变中国法的体制结构，引进西方法。而从法哲学角度来看，西方法律思维的学理建构，则要晚很多。直至20世纪30年代，才开始有成形的解说出现。约至40年代，中国出了一位著名的法学人物，叫吴经熊。吴经熊作为一个法理学家，对西方法理学、法哲学的引进、介绍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写了很多的书，但是50年代以后，他的影响在大陆没有了，因为他后来去了中国台湾地区，后来又去了美国，大陆一般的人对他都不太了解。这就意味着，由于50年代的变故，整个法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断裂。（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法哲学的破坏！）从50年代到80年代，中国的法理学、法哲学基本上处在了空白的状况，只是像台湾地区这样的地方又有极少的人还在研究。如台湾地区有一位大法官叫洪逊欣，曾经写过一本法理学的书，而大陆上则基本上没有人去做。
5、中国近代的法治探索
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现象，即大陆出现了研究法理学、法哲学的热潮。这个趋势一直在持续着。大体上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
第一个阶段，80年代初期开始，以沈宗灵为代表的一些人，着手介绍西方的法理学，出版了一些介绍性的书，也包括一些翻译著作。这属于第一个阶段，其过程持续到80年代末期。
从90年代开始，有一些解释性的著作出现了。像梁治平、夏勇、程燎原等人，写过一些书，大多是利用西方的知识体系、概念来解释一些法律现象，当然主要是跟中国有关联的话题。这算是第二个阶段。
到了90年代中期，中国法理学、法哲学进入第三个阶段，即是，不仅有了更多解释性的书，而且也出现了一些有所创化的书。这个时候，人们不再停留在原来的解释、介绍上，甚至也不停留在解释上，而是试图用一些初步原创性的概念、范畴、框架去说明法律现象。
总之，过去20多年的中国法学，特别是法理学、法哲学的发展是很快的。可以说，它基本上把过去几十年以来，中国人所向往和追求的西方法哲学，首先有了一个从介绍、翻译到解说的跨越，其深度也许不够，但架势已经展开了；进而，它开始出现了自我的话题和话语，有了原创性的探求和说法。
但是，中国法理学、法哲学已经现代化了吗？也不能这样说。充其量只是能够跟得上西方人的那种思维和话语，了解西方人在说什么。我们后面的路还很长，要做的事还很多。
例如，我们没有拿出什么东西，让西方人觉得应该从你这里提取什么东西，或者是把你的知识、学说当作资源来利用。应该说，这还有待时日，其前景还是有的。主要可能在哪里呢？后面的使命会让我们看到，如果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资源利用得好的话，可能对西方人是一个很有价值东西，这些东西刚好是西方人很薄弱、很短缺的地方。
（制度资源，土著的风俗，连讨论法学的氛围都不敢有！）
还有，当下的中国法学，有些学术思维和方式也非常不尽人意，矫揉造作者有之，无中生有者有之，生搬硬套者有之，削足适履者同样有之。刚才说，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中国也出了不少法学著作。其中一些著作呢，以这样的一些方式命名。比方说《中国民法史》、《中国商法史》。你翻翻这些书，就会发现，它从西周一路写下来，一直写到了清代。这就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必得出现，根据你们的判断，中国有民法史、有商法史吗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。但是，这些大牌的学者为什么能够写得出《中国民法史》、《中国商法史》呢？他们这是对--我想了半天也没想透--西方法学有了真正的理解，还是要别出心裁，甚或是过于热望，先把牌子挂出来再说呢？我不知道哪种答案更准确一点？因为，按照我的理解，中国不可能有民法。西方的“民法”或“私法”是一个特殊的概念，对吧？它专指西方社会中那种很特殊的法律体系，是与公法相对应的，是私人自己主宰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利益，以自己的意志去合成的一套规则体系及其法律方法。所以，刚才我说了一句话，西方人的法律观念是当事人的合意，不合意不为法律。法律只管当事人，不是当事人，法律管不着。那么，这种法律理念在中国的法律中有吗？没有。既然没有，你怎么能够写出中国的民法史呢？这些问题就好像回答不了。
（西方，不承认有圣人，古希腊的《历史》，说一个斯巴达的道德模范）
这只是问题之一，还有很多问题。比方说前面说到的主体概念，中国有主体这个概念吗？有没有？我认为没有。主体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资格者，意味者它可以制定法律、可以遵守法律，意味着参与所有规则、游戏的资格，意味着它是一个权利者、一个特权者，包括一系列的东西。但中国古代只有政治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，哪里去找法律上的主体呢？这也是天方夜谭。但是，我们有很多人却堂而皇之地在那儿讨论这些概念，在说这些概念，似乎果真有那么回事。如此境况，中国法学界对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没有呢？我不知道是不是搞清楚了这些问题。
当然，你说这是学术研究，你有学术自由。这个我不反对，我也在研究中国的东西，但在研究中国东西的时候，概念问题一定是要注意的，对吧？如果你是纯粹中国式的研究，那就用中国的话语表达，犯不着在那里乱套西方那种特指、专属式的概念。
（民事法律行为，德国提出）
其次，这些问题所反映出来的，可归结为我们对西方法律的理解和把握，对西方制度内在理念的把握有缺陷。如果把握不了，还奢谈什么法治、民主、宪政呢？可能都是些哄人的说法。因为西方的制度即是建立在这一套特殊的概念、话语系统上的东西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安顿方式。它根本不是中国人所想象的那种东西。在这样一种背景和前提之下，如何去实现一种现代化的转移，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，需要耐心和智能。
6、法治化是必然的，不管路有多难
现在，不管是有奈还是无奈，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，中国法观念和法律制度的现代化是肯定要走下去的一条路，对吧？不走下去不行。比方说，中国加入WTO以后，我们就看到了一种很不同的学术现象--这种现象是，长期以来，中国法学界一直有一个争论，即国际法的法律地位问题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这个问题先是以国际法是不是法律的提法出现，后来它又演化为国际法优先还是国内法优先的问题。
何以至此呢？因为早先，按照中国官方的法律定义--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--国内法是法律，国际法是不是法律，还要打一个问号。你很难说国际法是哪个阶级意志的表现。国际舞台上既有社会主义、又有资本主义，还有封建主义，甚至极端的形式还有奴隶主义，对吧？在诸多的主义面前，国际法这样的规则体系，你说它是哪个阶级的意志呢？不清楚的问题。当然，有学者强制地说，那还是统治阶级的体现。理由是每个阶级都在那里说话，所以阶级的意志还在其中。这等于没有回答问题，对吧？因为一个制度的意志是最后被确定下来的那些东西，不是你说了就是你的意志。相反，这正好落入了西方人的窠臼：法律是当事人的合意。
由此可见，错误的概念、定义，会导致严重的逻辑问题。后来，这些人退了一步，算是承认了国际法是法律，但基于同样理由的另一种观念则认为，即使认为国际法是法律，那也得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。表面看，这只是一个对法律效率问题的判断，实则呢，还是概念、定义在其中搅和。现在已知，这是一种反逻辑的困境。但很久以来，直到中国加入WTO为止，中国整个法学界没有人敢站出来说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。为什么不敢？因为这是一个很原则性的命题，它涉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地位问题。当时是一个敏感问题。所以，学者们不敢去讨论它。
可是，正当中国加入WTO之际，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很奇怪的表述，说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。然而，更奇怪的是，这个说法来自于中央电视台。是在一次新闻节目中首先披露的。当我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，我着实吃了一惊。我马上想到，中国的媒体比中国法学界走得更远，它敢大张旗鼓地在国家级的电台上讲这个话。法学界根本还没人讲。
这的确是一个怪现象，我们要思考。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学术界对问题的理解和把握还停留在中国某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。可是，由于现实生活已经把中国人逼到了前台，逼到了WTO里面去了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所有从事谈判的官员、从事外贸的商人以及这些与他们接触得比较多得媒体人物，都已经认识到了一个坚定不移得事实，在那个场合中，人家谈判的对象就是你的国内法。你国内法跟我有冲突的地方，你得改去；不改，你别进来。人家就是根据这个原则行事的。所以，有些问题有的时候是这样变出来的。
法学界就有一种怪现象。当然，我说的也许是个别现象，不能打击面太大。但这种现象的确存在。我认为，中国法学界有一些号称为法学家的人，可能到现在为止还是懵懵懂懂的，并没有看清楚他所研究的对象、它所面对的问题，究竟属于什么样的问题？本义是什么？这就意味着，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，中国人要做的还很多。一般老百姓和法律专家、政府官员都有很多问题要解决，观念问题、知识问题、学理问题、制度问题，等等。
比如说，西方制度体系的基础是西方文化中的三大主义--个人主义、自由主义、世俗主义，中国人理解了多少呢？什么叫个人主义？什么又叫自由主义？我们都知道，自由主义在西方是一面正面旗帜，是几百年以来被追求、被歌颂的旗帜。其实不止几百年以来，要说早在古希腊就有了。古希腊的自由主义都到了什么份上呢？说古希腊有一位执政官，叫他米斯托克利，是当年带领古希腊人打波斯人的一位领袖。这位领袖打完了波斯人以后，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与他的反对派发生了冲突，冲突完了以后，他就觉得受不了，便唱着高调走了，跑哪儿去了呢？--跑到波斯人那里去了。人家在波斯王宫里过着非常悠闲、非常轻松的日子。过了多少年以后，他又想了想，觉得不对头，于是又回来了。这种情形，中国人能接受这种人吗？肯定是不能接受的。那为什么古希腊人对他完全没当回事呢？因为古希腊有一个主义叫作自由主义，还有一个叫作个人主义。根据这些主义，他的行为被认为是他的权利。即，你认为生活得好你就生活，生活得不好你就走人，再生活得不好，你还可以再回来。因为政府也好、国家也好、民族也好，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的共同体，我同意就来，我不同意就拜拜。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什么绝对的爱国主义、民族主义，有的就是个人主义、自由主义。
那么，这种观念中国人理解得了吗？很难。是不是？西方的法律就是生成在这些基础上的。所以说，我们整个中国人、中国的知识界、法学界还任重道远。因为这些根本上的东西你不能理解的话，你去建构一个制度，这个制度就成了一堆无根的东西。它怎么去完成它的使命？怎么去规置社会秩序？我们天天叫司法腐败，天天在那里讨厌这个关系、那个关系、走后门，我们天天反对这个、反对那个。其实，这些被反对的东西都是表面的东西，对吧？而骨子里的那些东西，无论是反对者，还是那些参与者，都没有太搞清楚。
这些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旗帜。进入西方法律中，就变成了自由、平等、人权、公平、对等的正义价值。由此可知，西方法律的价值不是一种教条，不只是一个口号，不是我们成天念叨就可以的东西。人家是生活中的原则，是生活方式。它说要对等，不管你是谁，你就是天王老子、皇帝、国王，就是要对等。法律对你不利的时候就是不利，法律对我有利就是有利。正是基于此，我们便能很轻易地看到西方的一些政治游戏。如总统被弹劾就弹劾下来，罢黜就罢黜掉了。对吧？但人家就是简单，一个诉讼就把问题解决了。是不是？所以，法律现代化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搞，我们还是要搞的。
当然，对中国人来说，如果一定要完全接受西方的那种自由主义、个人主义，可能的确也很困难。而现在更大的难题是，不接受，你的制度往哪里设计；接受，我们又实在难。真实两难。接不接受是一回事，不考虑是不行的。
以上是第一个大问题，即是如何实现中国法学、法哲学现代化的问题，或说跟西方法哲学同步的关系问题。
二、主观向往的危机与客观承载的公共化
第二个危机，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被理解，但现象已经有所表达了。对西方人来说，这样的现象已经很普遍了。我们可能有人读过伯尔曼的《法律与革命》，在这本书的《导言》里，伯尔曼提出了一个问题，也算是一个法律学者对法律现象的一种评论。
1、什么是法律革命，法律的价值与实际中的矛盾
他的大意如下，说，法律的本意、法律的价值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、人权、保护人的权利，等等--这些是法律的基本价值--然而，现在人们所看到的现象是，法律不仅没有保护人的自由，反而是限制人的自由。比如，我们在街上走路，就不能说，我爱怎么走就怎么走，且不说什么汽车把你撞了，你要是真的在大街上散步，警察就该找你了。如果说这是公共场所，我们没有办法，那么，家里面的自由行不行？也有问题。假定你买了一套房子，说我想好好装修一下，结果你发现，你的装修不自由。本来，你想20天装修完，这样你可以赶快住进去过一把瘾，可装着装着，20天的工期根本做不到。为什么，政府管理部门限制得很严格，早上8点以前不让开工，晚上6点以后也不让开工。你又郁闷了一把：我的私权到哪里去了！
还有一些更邪乎的地方，当然中国还没有那么厉害，有一些地方很厉害。我们知道，每天要换衣服，洗完衣服往哪里挂，这应该是一个人的权利问题，晾衣服管不着吧。但是，有的社会对不起，你乱晾衣服就罚你的款，政府不允许把衣服挂在别人看得见的地方。比如说北欧就是这样。最邪乎的还有像新加坡，我买了房子，不要说楼房，就是平房，即使所有权是你的，你认为，既然这所房子是我的，外墙的颜色，我喜欢天蓝色就刷天蓝色，行不行？不行。政府规定街道要统一花色，这一段的墙--50米或者是100米--是一个颜色，下一段是另外一个颜色。如果你家的墙正好在分色线上，那就对不起了，你家的房子就一定是两种颜色。这是统一规定的。你说，那是我的权利。对不起，你的权利一边待着去。
这类问题很多很多。甚至你走路、吃饭，包括上厕所、穿衣，都有很多地方让你感觉到很郁闷。这是什么现象呢？伯尔曼对此亦非常不解。他只能说，个人需求的东西，原来被法律所保护、被文化所高扬的那种东西，在今天的法律体系和制度规则面前，都变成了对抗性的东西。那这肯定有一个地方错了。要不然是你的法律有问题，要不然是你的主张有问题。究竟是哪一个错了呢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冲撞呢？其实，这就是一种危机。我们现在需要理解以下这种危机，看它究竟是什么危机？
大要言，这一危机可理解为，人们的主观向往与公共社会的客观承载之间出现了冲突，这种冲突反映到法律制度中，使法律的价值和意义出现了转型期的落差，于是，危机出现了。于此，对法哲学来讲，它便面临了一个新任务，什么任务？就是使这种主观向往与社会规则的存在之间重新达到一种统一。这对现代社会来说，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
现在，我们先来看一看为什么出现了这种危机，然后，我们理解一下西方法律的前景。
刚才说到，近代西方文化有三大背景，它们分别是个人主义、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。这三种主义构成了西方整个文化体系的根基。也就是说，西方的国家也好、社会也好，如果不在这个前提--个人、自由、世俗--上建构、运作，就不称其为西方文化。这说明这三个东西成了它们文化和社会的出发点，亦即成了它们的目的。
这里稍微提示一下。说西方文化是世俗主义的表征，实是一个西方人自说的观点，我认为，可用“非自然本根性”来替换它，尤其对整个西方文化做出判断时，更是如此。混乱过渡期的人与自然的断裂，是西方文化人为开启之历史链条的首端。从此以后，自然变成了物理对象，而非本根、本原、本体；精神文明、制度文明亦不再依着自然本根伦理去生成、演绎，而是竭尽其人为创化之功，满足已域化、人为化、功利化的需求。可以说，西方的宗教、法治、人权、自然科学、道德理性主义哲学、人本主义观念，等等，均是这一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，只是，发生的时间有先后差别而已。
我们知道康德有一句名言，说，人是目的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既然人是目的，就不能当成工具支配。人不能被支配，人是自由的，这在西方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。所以，理解西方法律的基本价值，就是要理解个人的自由、人权、平等、公平、正义。可以说，所有的制度基本都是围绕着个人这个目的思考出来的东西。那么，这样一种价值，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？结论非常明确，就是，有个人就有法律，没有个人就没有法律。
2、西方的主流观点与马克思的法律观点
这样一个逻辑，跟我们原来所学的马克思的观点截然相反。马克思的观点是，法律是统计阶级的意志，是统治的工具。而西方的主流观点则人为，有个人才有法律，没有个人就没有法律。那这样的法律是什么？是当事人的合意。这一套理念、主张，规定了整个西方法律体系的性质。西方为什么会有法治社会，前提是人成了主体，就可能在所有公私领域中尽量排斥任何强势者、强势集团对个人的支配、统治、控制。它必须保证每一个参与者，每一个有资格的人之间的公平、平等、合理、正义。如果法律做不到这一点，西方人则人为，这就不是良法，就是一个要被推翻、放弃的法律。于是，西方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，所有的权利必须进行制度化、结构化、程序化的设计，如果不能进行制度化、结构化、程序化的设计，这个权利就不是一个正式的权利，或说是一个反动的权利，是一个应该被放弃的权利。法治的真实意义即在此。其功能的设计，或说设计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对抗权利，对抗有权者。以此来确保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个体享有他的私权。可以说，正是这样的逻辑，导致了西方有法治、有自由、有民主、有宪政。一切逻辑的出发点是基于个人，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的自由、个人存在状态的良好和正义。
为了满足这样一个目的，西方的法律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设计的。它抓取了三 个概念，构筑了西方法律体系的支柱。这三个概念是：主体、所有权和契约。这三根支柱支撑起了西方法律体系的大厦，使之成为一个建筑、一个结构，中间任何一根支柱被抽掉，就意味着法律体系的崩塌。其中，尤其是主体这个概念，它是全部架构的核心。为此，我把西方法律叫作“主体构成性的法律体系”。
所谓主体构成性的法律体系，讲的是有资格的人之间玩的一种游戏--为了权利的保护、权利的稳定而弄出来的一种游戏。没有主体就没有法律，是西方制度文明的内质，或法律的第一原则。由此可知，主体、所有权、契约构成了西方法律体系的载体。亦知，西方人所谓的法律，是至观明晰的：法律就是当事人的合意。这亦是契约为什么那么重要的道理所在。在西方，任何一个规则，不管是宪法还是民事合同，如果不是经过当事人合意就不具备法律价值的意义，就不能称为法律。正因为法律要求的是一种合意，是一种同意，所以，法律反过来只约束当事人，非当事人不受法律约束。这是西方法律观念的第二原则。也即是说，同意这个法律，法律才管束你，你没有同意这个法律，你就不受它管，它也不管你。因此，规则和你之间构成了一种对应关系。说白了，就是自己管自己。因为法律是你自己的同意，你远意接受，这个法律就管你、控制你，如果你不同意这个法律，法律则与你无关。这种理念在西方是由来路的，我们后面会有例子说明这一点。
（终于半懂了这些话）
非当事人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利，外在的强加、强权、强制都不是良法，是非法之法，这就是西方的法律观念。这样一种法律观念影响了西方人，结果便是，西方人认为，法律就是为了保护我的权利，现在我的权利受到限制了，那么，这个法律还是不是法律？这就提出疑问来了。
现在要讨论一个问题，按照西方人过去的法律观念来理解，法律演化到今天，能不能说法律错了？能不能这样提问？可不可以？这样提问好像太简单，纵使按西方人法律观念的逻辑，也不能证明法律演化到今天就错了。因为，这个法律观念不是今天才产生的，而是古老社会产生的，在那种简单社会结构的前提下，可能觉得是合理的、有价值的东西，但是历史走到今天，社会结构、社会状况都已经不同于早期的西方社会。那么，如果法律仍然只能坚守早期的理念和价值观念，它就没有办法来建构现代社会秩序。比如说原来没有汽车，现在汽车那么多，如果没有对汽车和行人进行限制的规则，街上能够通行吗？就没有办法通行。这个问题能说法律不考虑吗？要考虑。当然，像新加坡的作法，刷墙一定要刷一个颜色，这个对不对，我们不好讨论，只能放在它自己的环境中去讨论。
可以说，今天的情势--我们前面说过，时、势、情、境、事、域，记得吧，这些东西--在变化，各个地方也在变化。当情势变化发生以后，法律就不能固守不变，它一定要根据情势的变化来变。现在的情势主要变化在哪里？为什么说现在面临了这样一种危机呢？其实，这种危机主要是西方人的危机，是简单的个人主体价值理念和社会之间的冲突所致危机。问题是，社会自古亦然，何以这样的冲突与危机现在才表面化？应该说，我们今天生活的情势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和人对抗的问题，而是对个人这个概念要重新定义的问题。西方人的个人源之绝对个体的观念，或说，我皮肤包裹的这一部分是一个绝对独立的东西，跟外面存在着绝对的对抗与冲突，只是为了我的生存，才需要部分免除对抗，这样，才出现了秩序的需要、规则的需求。而今天的观念则是，这个皮肤包裹的东西，并不是绝对的自我，只是一个相对的自我。相对的自我，不可能有绝对的权利。进而，由无数个相对自我所同构的社会，也不是原来的社会。原来的社会，仅仅根据血缘规则、种族结构，依据地域认同，或依据某种信仰，即足以设限成立。按照西方早先的逻辑，每个人都是他自己，我就是我，我不是你，我和你是个独立的个体。我是法律的主体，你也是法律的主体，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利益是对抗的、是冲突的。我们只有通过谈判、通过妥协才能达到一种一致。因此，我和你之间非常明显的冲突着的。于是，主体当然具有绝对性。而当今，血缘、种族、地域、信仰诸界域所限定的社会，异在悄然消解，个体在原界域内的绝对性亦与之结伴流逝。这种流逝的东西更多的是人性中的动物性、功利性、自我性、社群性、政治性，而其他一些原来不太明显的人性内质渐次显现出来。这说明，个体、个人在改组。
是什么样的人性和社会情势导致了这样的改组呢？我们现在称这种人性为人的公共性，称这种情势为社会的公共化。请主义，公共化不同于社会化，社会化或社群化只是公共化的一种表达，一种最低次的表达。那么，什么叫作公共化？现代生活已深深地告诉人们一个简单而明确的道理：你不是你自己。你们现在能否想象一下，哪些现象足以证明你不是你自己呢？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，你身体中有多少情态是不属于自己的，或至少，有些我们已身临其境了，有些我们预感到了威胁。比方说，克隆人、基因工程，对不对？这对我们有没有威胁？今天是一个你坐在这里吧？再过几年，坐在这里的可能就既是一个你又不是一个你了。这个可能说得严重了一点，换个轻松的例子说说，同样意味着你受到别的东西支配着。比如，假定你有病往医院跑，医生给你莫名其妙的药吃，弄些莫名其妙的针给你打，结果你自己被改造了，你还不知道。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你把你的生命都交给他了，信任他是专家，其实他在坑你。这样的事例太多了，坑得你一点辙都没有。比方说输血输出艾滋病来了，那是很明显的。更多数的医疗行为--包括我在内--可能已非常奇妙地我们给改造了，还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像这种现象，你还能说你是你自己吗？不能。这是一种。不过，这样说似乎太严酷了，让人觉得好悲哀。要不我们再换个地方看看。我刚才提到了计算机的问题，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现在都在使用计算机。经验告诉我们，使用计算机的人都会碰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：病毒。你说你不要还不行，那东西不是你想不要就不要的，你不要它同样要来。病毒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，你不是你自己，你被置于了无奈的网络状态。还有一种计算机现象：黑客，对吧？你的计算机本来是你自己的东西，那里有你自己的隐私、日记、生活感慨、自己的什么照片之类，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放在计算机里，应该是很安全的。可是，一旦联网以后，你老觉得黑客跟你一样，同时在看你所有的东西。不要说你我，就是美国五角大楼也没有能力防范，对不对？那么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觉得在现代社会，传统意义的隐私还存在吗？还有，作为一个自由的你，本来可以到处瞎逛，比方说在清华大学瞎逛。然而，你猛地一抬头，会看到清华大学多少屋檐、窗下安着什么啊：摄像镜头。包括有些办公室、教室都有。这意味着，你的一言一行，你的忘乎所以，你和某个人，比方说某个异性不经意的稍稍过分一点的动作，等等，都记录在案了。当然，一般的情况下没事啦，但有事的时候就有事了。那么请问，你有个人的自我存在吗？没有，对吧？
所有这些意味着，今天的社会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边界，进入到了什么状况？进入到一种公共状态。你所依赖的生活环境、条件都不再是可以简单地用公权和私权进行定义的。如刚才所说，我们大家一上网就发现，网上的病毒不只是因为你姓张才攻击你，我姓王九不攻击我，只要你上网都可能被攻击。这就无形之中从反面压迫了你，压迫你必须参与到防毒、反毒的行为当中去，你才能够获得安全。还比如环境污染。环境污染不是说，污染以后，我的池塘里面的鱼没有了，或者是我的庄稼没有了，不只是这个问题。这些污染最终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链传递到了终端，这个终端不是一个你或一个我，而是所有的人。有的是发生了奇怪的病变，有的是出现了残疾，有的是出现别的结果。不论结果是什么，所有的结果都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生活在一种像原来那样的状态中。从前，如果这个民事关系对我不利，我可以不干，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，你不干也得干，由不得你不干，你只要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得接受这样一种状态，这是一种关系，而且这样得关系现象还有很多。
（悲哀，因为被网在中间，不能自由呼吸）
这就意味着，今天人生活得场景已经不是绝对个体的概念可以解说和描述的，它实是一种公共的网络状态。一旦进入到公共网络的状态，你会发现，你的生存、你的权利就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绝对的私权问题，而是应该有另外一种形态。我在这里把它叫作“共权”。共权是一种不同于私权，也不同于公权的权利形态，跟民法上的共有也不相同，或可说只是有一点关联，但不是一回事情。它既是一种所有权的上位权利，也是一种人权的上位权利，同样还是一种政府管理权的上位权利，以及人与自然和谐、同构的代理权。共权问题，有时间最后会再来讲它。
3、不能用传统法律的价值和理念来衡量你现在的权利
这里，我要说的是，当社会情景经过现代化、工业化、信息时代一系列过程以后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我们所有的个体，所有参与到法律关系中的人，都被迫进入到一种公共网络和过程化的状态中。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，传统法律，它的体系、它的结构、它的价值都暴露出问题来了。因此，不能用传统法律的价值和理念来衡量你的权利，而要用新的法律理念、法律价值，重新评价和定义你当下的权利状态。唯有这样，才可能导致主观向往与公共社会规则之间的同一，否则，就没有同一可言。这说明，当代法哲学正面临着这样一个使命：使政府管理权、人权、所有权、自然存续权，得以在共权所主导的制度架构中重新实现。
可以预知，这种共权，其实现以及它的难度、它的张力、它的公共性，都是值得我们重新研究的新话题。对法哲学来说，基本上还是空白状态，我们的知识、我们的学理尚没有办法解释它。比如说水的问题，这个瓶子里面的水是有所有权的，是我付钱买的。但是，外面河里的水、海洋里面的水，归谁所有？归国家所有？若此，那恒河、尼罗河、多瑙河等国际河流的水又归谁所有？归哪个国家所有？流进哪国哪国所有？河流这个东西，不论是公有还是私有都不行，不能用相邻权、共同来解决，这些是解决不了的，它跟土地的关系不一样，而只能作为一种共权存在。因此，国际上有一种国际河流托管制度，实行的便是这样的制度安排。
还有空气，你能说哪一块空气归你所有？还有阳关，你能说哪一个阳光归你所有？中国的阳光就归中国所有吗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所有这样的现象都说明，我们进入了一种公共状态，一种公共关系、一种公共社会，我们只能用共权来解决这些公共问题，不能再一味地用简单的私权或者公权来解决问题。它已或必然导致法律由绝对保护个人权利变成限制个人权利，亦限制政府权力。
故知，秩序的公共化，是未来法理学和法哲学要进行的学理建构。如何实现秩序的公共化，这是法哲学的第二个危机与使命。
三、人域秩序与人际秩序的贯通
第三个危机是人域秩序的危机，而且使命则是人域秩序与人际秩序的贯通。
1、人域危机
上面，我们在谈人类的公共化时，已经涉及了一个问题，即人作为一方，周遭的环境、生态体系为另一方，相互之间已经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这种紧张关系得不到安顿，那么我们的生存将难以为继。在人类的惯常经验中，法律是解决这类危机的主要手段，因此，法律、法学家、法律从业者得再当下介入到这种特定的法律关系中来。问题是，这种紧张关系是故有法律根本不涉及的领域。
我们已然知晓，法律首先只管人的事，以人域为界，非人的事法律不管；其次，在这种管人的法律中，它只有两个对象，一个是人，一个是物，既然是人的法律，所以，物只是附属、从属书，是被支配、所有、占有、使用的对象；再次，既是人的法律，所以它必然亦是人的意志表达，而且这种意志还必须明确、能为人所明了的意志，亦且还要通过合意去表达。这样的法律限于人域、人界，对物、对自然无所谓，你既然已经被划到物那边去了，那就对不起了，不要说你是一个自然物，就是一个人，一旦成为物，照样门儿都没有。由此可知，自然物有什么待遇，有什么权利之类，一概不是故有法律所问的。
应当说，过去这样做没有问题，那是因为人类的行为能力尚未过于深入自然世界的内部，生态危机、自然体系危机诸问题不为突出。今天的事实是，如果我们不善待自然环境的话，我们自己也活不下去。而善待，说一说“我们善待自然啊”，行不行？行吗？不行。哲学家、伦理学家或许可以这样说，而法学家要是只如此说一说，等于没说。因为法学家干的事情是什么事情？是要操作的东西，是要用规则来规置的东西。这意味着，法学家有一个特别责任，就是把哲学家、神学家们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概念、理念转化为什么？规则。然后用这些规则去善待自然界。这样才叫法律的善待。
大要言，事态演绎的逻辑结构便是这样的。这说明，今天的法学、法律从业者要完成的一个基本的任务就是，除了照顾好人的公共化以外，还要充分照顾到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。这是什么话题？这就是人域秩序域人际秩序的贯通的问题。
几千年来，我们法律只管人域的秩序，只管人类内部相互之间的分配、交易、流通事宜，只管人域之间的冲突，很少把人际的秩序、规则放进来。虽然我说中国古代法律有这类规则，但不占主导地位。法律或制度文明发展到今天，人际秩序的意义和影响越来越大，甚至有超过人域秩序之势，对此，法哲学的衍更与使命已是期然而然的事情了。
2、人际危机
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讲法，就能够把这个问题讲通。日常生活中，一个群体在一个地方、为了几亩地，为了几棵树......很可能争得不可开交，一旦来了一场SARS，所有的争论有意义吗？就没有意义了。因为搞了半天，就争几棵树、几块钱，争完了，结果一场病就把自己消化掉了，所以，争的意义就没有了。这说明，人际秩序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，不是我与你之间分配不公平的问题，是人作为主体能不能存在下去的问题。如果存在不下去，争得再凶有什么用啊？再公平正义又怎么样呢？
（人类要团结起来，应对更大的敌人和困境。）
现在，我们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，人类不能置之不管，特别是法律，更不能不管。因为别的门类管不到位。如哲学家喊几个口号，说自然伦理，到不到位，没关系。而如果没有条设，便没有办法去操作。因此，法学家就有一个责任，要去管这个事。之前举了一个例子，即刘海洋硫酸泼熊案。实是因为法学家没有弄出这样一个制度来，结果这个案子弄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结果。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？说明，法理学也好，法哲学也好，必须要去做这个工作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，未来的法律就不要故有的这一块，而是我主张把二者贯通起来，形成一个新的体系。只是，这样一贯通，又有新的问题来了。
因为，在人域的世界里，西方法律体系是主宰这个世界的主要制度形态。刚才我说，西方法律有主体、所有权、契约这三个东西，这三个东西是西方法律系支柱性的东西，核心的东西，同时也是当下无法失去的东西。它意味着，如果我们还要用这种法律体系的话，就面临了一个困境：这几个概念能不能移植到这里来，如果移不过来，那这个人域、人际秩序的贯通又该怎样去规置？
这是个两难的事情。假若按照我们现在的需求直接移过去，或许可以，可我们马上需要面对的问题是，把主体资格延伸到人域之外。比如说，一个人是主体，你我是主体，大家都能接受；说清华大学是主体，好像也能接受，因为都是人组成的；说中国是主体，也不错，它也是人组成的。诸如此类，大家脑子里面有一个意识：都是人组成的，虽然不是真人，是一个假人，却还是人组成的，因此，接受起来没有问题。但是若要说大熊猫是主体、一头猪是主体、一只狗是主体，大家脑子里面就要打转了，行吗？行不行？不行。那岂不是人与狗一样的吗！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，人不能与狗平等。我记得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，说到上海租界的公园里有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华人与构不得入内”。读这篇课文，我的印象很深刻，觉得我们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、这个社会受到了帝国主义的侮辱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似乎要主动建立起这种侮辱。原来别人告诉你和狗是同等的动物，我们不愿意相信，现在，我们自己要把我们和狗放在同一的法律地位上，那么，我们能接受这个观念吗？
于是，问题就出来了，要么我们改变观念，要么主体这个概念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否则，就有一个事态摆不平：你怎么样去维护动物、微生物、植物以及其他外在世界的合法利益？有人说，我们用民法保护可不可以？......可不可以？我觉得不可以。因为民法是以民事主体为中心的一种法律关系和制度规则。它的前提是，我是主体，因此，我就有一种法律属性，这就是权利。比方说所有权，这个物归我所有以后，法律才为了我保护它。不归我所有的时候，保护不保护它，就存另说。况且，就是归我所有，我保护或者不保护它，也有另说，对不对？觉得有用我就保护它，觉得没用我就不保护它。所以呢，在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种，你会发现，有些东西之所以被保护，完全是出于主体的意志，而非是某动物本身需要保护。可见，在传统的法律中，自然物的保护与否，完全凭主体的兴趣来决定。其中，物自身的利益，以及物对于非所有的他者的福祉诸价值，实则完全被法律排斥在外了。
（生孩子的问题，就是传统法律的后果，因为孩子无民事能力，属于被支配的，等它变成主体时，它的福祉价值跟母主体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主体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为了人类的福祉，冒险）
由此简单原理来理解，我们不可以依赖传统、简单的民法达到实现人际秩序的目的。也不能依靠传统、简单的行政法来保护，那也是见鬼。例如，当国家与国家的利益冲突时，那又怎么办呢？可见，也不可以如此。这说明，传统法律，在主体这个概念上，已经遗留下了一个后患。它无法带着主体这个概念走进新的领域，除非我们对它进行改造。
（2020年1月-2022年12月，三年新冠病毒，ＷＨＯ命名，江山先生预判的危机，验证了）
再说所有权。所有权的概念同样如此。既然所有权是主体的一种属性，那么，现在假定主体被改了，一些原先是权利的物变成了主体，原先这些东西都归你我所有，现在突然说它有资格的，逻辑上它也要有所有权。那谁又变成了权利呢？那谁被所有？是你被所有，还是我被所有？这便出现了问题。这些显然是要去探讨的问题。
（年轻人失业率很高，以至于2023年8月23日，中国gov宣布不再公开了。年轻人由物变成了主体，而社会资源还在老人主体手上，这下难办了）
3、人际关系与契约关系
我们再看契约。契约的核心是合意，而合意又依赖意思表示。一般说，人和人之间的意思表示比较易于理解。比如我跟你之间有一个意思表示，就算我不说话，我递眼神给你，也是可以的，是吧？你会明白我的意思是什么。不然的话，中国过去为什么有些成语叫什么？眉目传情、暗送秋波，对吧？可现在的问题是，你跟外面的一棵草要有意思表示，怎么办？跟一头牛、一头猪表示，怎么办？问题就来了。这个契约你如何去合意？如何有意思表示？这就意味着，这个概念所指的内容，在新的需求面前有问题了，怎么办？
4、危机，极端换新法律的阻力与不可行
能不能把西方的法律擦掉不要，我们再设计出一套规则来，行不行？重新设计出一个东西来，再搞一套概念，搞一套规则行不行？好像不行。不行，反对的人是谁？不是现在的主体，其实是当下从事法律工作的人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好歹学了十几年，通过这十几年，号称专家，指望在这个社会上混口饭吃，突然有一天说，你们学的东西、执业的东西没有用，你们的能力、本事归零，你们再学吧，行吗？你们年轻还好一点，再学也来得及，我这个年龄以上的人就完了，就要失业了，年龄更大的就更完了。要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阻力最大的是谁？那就是职业人士，全球从事这个职业的多少人？以千万计不为过。所以说不可行。现在真正是面临了两难，要也不行，不要也不行。或说革命也不行，反革命也不行。怎么办？路径只有一条：改良。至于怎么改良，今天不讲，我们以后再说。
总而言之，在这里，我们碰到了一个什么危机？人类中心主义法哲学危机。超期以来，我们的法律都是立足于人本身来思考问题、理解问题，规定什么是规则。这些规则在过去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们过去的行为有限，我们只是在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。今天，人的行为界域扩大了，演化、延伸，一下到自然界的深处去了。这便把自然界的平衡破坏了。这一破化问题就来了，人类有能力去破坏，但是人类尚没有能力去恢复。问题就在这儿。
（因2011年地震，2023年福岛排污。俄乌战争，匕首超音速导弹、无人机，使用次数史无前例）
5、使命之一，人际和谐
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？我想，应该在自然秩序中去获得启发。我之前强调中国古代法律的特征之一叫整体性。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制度要强调整体性呢？原因就是，人并不是主体，人并不是独特的东西，人并不是绝对的东西，人只是大的体系中的一个组成者、参与者。因此，人必须按照这个整体的意义和价值来设计规则，来设计制度，才可能解决自己的价值定位，解决安身立命之所。由此可知，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资源又重新获得了它的价值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只以人类中心主义，只以人的绝对性和绝对化来理解问题，你会发现，所有的路都是死的，都走不通。因此说，当下这个危机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先改变观念，然后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。当然之路是要改良，使秩序的演进循序而变。至于说最终要达到什么目标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。也许最终的制度设计跟当下完全不是一码事，但是那个时候，人们已经接受了新观念、已经理解了、已经把握了，不在乎有没有主体、有没有所有权。
总而言之，所谓改良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主体相对化、权利相对化、契约自然化。
（似乎又有道家的感觉）
以上我们讨论了三重层次的危机，也讨论了三种使命。说白了，其实是把长期以来，东方、西方都碰到的问题，归结为几个方面，进而做出若干判断和选择。由此便可看出，法理学、法哲学当下以往要干什么事情。
问题的讨论与解说，必须与人性挂联起来，方有可能性。我们已知，人性的本貌并不完全是它的动物性，它还有神性，人正是这两者的合一。合一以后，杂合出的人性可分述为功利性、社会性、理性。功利性复可分出狭义功利性、自利（我）性；社会性又可分解为伦理性、政治性、。其实这些还只是人性的一部分，它们是由人的动物性在神性的牵引下渐慢显现出来的人性。人性中还有一些部分没有完全表露出来，或者是表露的还不够，比如说人的公共性，还有人的自然性。这些是近神性一端的人性，属于高阶位人性。它们在人类生存环境不完善的情形下，大都不会显现出来，只能为少数哲人所灵感、直觉。或可说，自然性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人性，也是最近神性的人性。但是，长期以来它们被低阶位的人性压制了，掩盖起来了，以致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自己的自然性。
现在，我们认真想一想，你认为自然规则对你的意义大，还是认为设计的规则对你的意义大呢？应该是自然规则。比如，自然规则让你要睡觉、要吃饭，你说，我不睡觉，我不吃饭。可不可以？两天、三天没问题，一个星期以后就对不起了，自然规则就要执法了。你违反了一个民事、刑事法则，除非是你杀了人（故意杀人）--杀人犯违反的其实不是人为的规则，是什么规则？是自然规则--否则，你不会有性命之忧。然而，你一触犯到自然规则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处罚很重，而触犯人设定的规则，往往处罚都很轻。这说明，我们本质上还是被自然规则控制着。长期以来，我们鼓吹天人相争、人定胜天、征服自然、控制自然，今天的事实是，自然法则与我们的意志反过来了，不知不觉之间，我们被自然孔子得更深入、更彻底了，以至于一个小小的SARS，就可以把全世界的人搞得“不亦乐乎”了。然而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却令全世界比它大无数倍的人类惊慌失措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故知，我们对自然干预越深，反过来自然对我们的控制越严格。所以说，今天的秩序、今天的规则，就不是简单的想当然的人为规则的问题，而是要重新理解、重新发现、重新把握自在规则、自然规则，知道它对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生存、我们的存在的价值、意义，并将其承认为规则的问题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我们就很难把我们是一个什么东西说清楚。
当然，人类自然的更高意义还不是服从和遵守自然法则，而是通过人的自然化，超越自我，主动、积极、自觉地与自然和谐，成为宇宙世界的责任者、扶助人。是以说，人的自然性是更本质的人性。
大体说来，前面所说的三种危机可以归结为，第一种是政治中心主义和社群主义法哲学危机；第二种是个人主义、自由主义法哲学的危机；第三种是人类中心主义法哲学危机。
相应的，所谓三种使命也很简单，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，第一种使命就是“法律的法律化”。什么叫“法律的法律化”呢？这话好像没有说，让人觉得绕。那么这句话意味着什么？是说，法律不是任何别的形态的工具，不是政治统治的工具，也不是伦理道德的工具，它是一个独立的东西，它是为了追求公平、正义而演绎出来的制度体系。它有自己独立的“法治”。这是第一个使命，而且，对于我们这样的社会和国家来说，是很重要的使命。
6、使命之二，秩序公共化
第二种使命，是秩序的公共化。它最终要实现的是，在公共化的基础上，去解释并规置政府权力、人权、所有权和自然权。
7、使命之三，规则的同构化
第三种使命，是规则的同构化。即人域秩序、人际秩序的同构，或两种法则的合一。人不再是人域之人、自我之人、界域之人，而是同构之人、理性宇宙人。
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三重命题建构起来，那么，我们法哲学的使命就实现了。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。
以上是第二个话题，法哲学的危机和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