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节 伦理、正义与实在法
最后一个话题，我们来看一看，伦理、正义与实在法的关系。
我刚才说到，西方法律理念里的所谓正义，实是伦理原则的组成部分，是其中的一个分支，后来，这个分支被独立出来，演化出了自己的体系。同样已知，这些原则在西方被定义为公平、对等、自由、正义。而正义又是什么呢？西方学者总结认为，应该叫各得其所，或者叫作各得其所应得。至少，在罗马法里面我们已看到了这样的表达。比方说在《法学阶梯》这本书中，其前面讨论正义的时候，它就是依据各自其所，或者各得其所应得的理念来讨论的。这种学说告诉我们，法律是一种正义的艺术或说是有关正义的规则，这样一种艺术和规则是干嘛的呢？即是把每个人应该得到的东西给予他。当然，这个得到有标准，比方说，刑法说各得其所，是指某人犯罪，他必须得到应有的处罚，所谓法定罪行的裁定；而民法说的各得其所，是说你的资格、你的权利和你的责任是对应的；再到行政法、宪法之中，各得其所是说，你作为一个有法定身份的这么一个人、有资格的这么一个人，你在人群、社会、国家生活中间，应当享有到的权利是什么，等等，都是围绕着你应该得和不应该的得来做文章的。所以他们说，法律是关于各得其所的艺术。而各得其所，说白了就是“分”与对等。这是关于西方正义观念的一个简单理解。
西方学者的这种解释，其实暗含了一个前提，即，法律是当事人的合意。由于法律只是当事人的合意，所以他们特别强调合意的对等性与公平性，强调权利的绝对性，强调得失的功利性。因此，法律丢失了它的其他功能，变成了仅只需要满足当事人功利得失的工具。在这样的丢失中，正义被极度狭义化，伦理则更是被排挤在外了。于是，我们看到了一种赤裸裸的正义观念。
其实，如果要谈正义、伦理与实在法的关系，首先应当有这样一个把握，即，实在法不论它来自何处，都是功利的规则。为什么说它是功利的规则呢？因为实在法是关于权利、权力的交易和得失的规则。这样的功利属性，它既实现了社会的秩序，也造成了社会和人群之间的冲突、伤害和不公平。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，便致使我们要问一个进一步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是说，什么样的秩序、怎样的秩序才是一种合理、合适的秩序和规则？这就涉及一个什么问题，涉及一个评价标准的问题。任何一个政治性的规则，任何一个物利性的规则，如果没有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评价，你很难说清楚它是好的还是坏的，是良法还是恶法。那么，什么样的标准足以评价法律呢？这就涉及了伦理和正义原则的问题。
因此我认为，伦理与法律既是二而一，也是一而二的关系。就法律是伦理的外化言，它们构成二而一的关系，所以，法律必须坚守善的意志，以至于许多的善，可以直接成为法律本身；而就法律一旦独立出来，便有自己的体系和位格，它与伦理又有重大差别，以至于可以一而二，自在自为，貌似与彼无关。然而，这只是假象，由于法律的内质源之于伦理，所以，它不得不接受伦理的评判和裁决。
故知，伦理的原则、理念、价值取向是所有实在法存在的前提、渊源，这是它们之间关系的实质的表达。因此，伦理和正义既可以作为实在法的外在评价标准，也可以使之成为内涵本身。作为评价标准是说，实在法是否是充分表现了善，而作为内涵是说，某些实在法已经把善直接写成了规则。比方说，中国古代法为什么要把孝定为规则，就是基于这样的理由。西方的法律延续到19世纪以后，把诚实信用原则当作帝王条款来理解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它表明，人类已经认识到，必须把伦理、善变成规则，才足以让规则发挥真正的作用和价值。虽然说，把善、伦理、正义变成法律规则，与以善、伦理、正义为标准，从外面评价实在法，是两个话题，可这二者都表达了它们之间关系的实质。
现在，我们先要按照西方的法律理念来理解一下，西方人所说的正义，它究竟意味着什么？究竟指什么？
其实说白了，我刚才所提到的正义就是分的正义。特别是西方传统的正义观念，当它说到正义时候，肯定是用“分”来表达的。这样一个分的正义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所有的有资格者——前提是有资格——的机会是否平等，受害者是否被救济。进而，如果有资格的人在平等和被救济这两方面出了问题，那么，这个法律就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法律；而如果这两方面没有出问题，那么，这个法律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好的法律。我想西方人对法律的理解就是这么简单。
你想想，罗尔斯所讨论的正义问题，是什么东西呢？说白了，就是机会平等的问题。或说核心思想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要搞清楚，机会平等意味着什么？德沃金的所谓认真对待权利，对待什么权利？即是，权利如果受到损害的时候，如何能够得到救济。西方这些学者们的研究，基本上都是在说这类问题：在正义面前，每个有资格的人是否是平等的，以及受到损害是否是有效救济了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论域呢？因为，西方的整个法律框架就是以分这种方式来确定的。前面说到，西方文化有断裂自然本根、伦理责任收缩的特定历史过程，而以分为表达方式的法律，便是这断裂和收缩直接的承载。主体构成的法律体系的生成、主体资格的设定、权利的排他性、法律是当事人的合意，如此之类，均是这断裂、收缩、分割的具体表现。既然要分，就涉及每资格者的平等问题，以及被损害的救济问题。因此，分就构成了整个西方法律体系和观念的前提。
当然，不是说中国法律就不关心分，而是中国法律分的重心不一样。中国法律分的是身份，然后是权力；西方法律分的是资格，然后是权利。这两者是有差别的，只是，这里我们暂不作比较。我想，分的理念可以用以下方法来表达。
第一个是“分构”的正义。
所谓分构的正义是说，自然界有各自为在的前提，现在，把各自为在变成一个法律认可的你、我、他的界域，使之成为法定的概念。分构的正义，其津要者，是主体资格的设置：有资格，即有权利；无资格，即等同于物。表面看，这一概念和各自为在没有什么差别，其实却有本质差别。差在哪里呢？差在人为方式的重新确认上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，因为自然界的你、我、他，或各自为在，资格上是平等的，没有等级差别。那是一座山，这是一条河，各自按照各自的方式，自然在那儿，不会比较得失差别，也不能比较差别。所以中国哲人说“自然而然”，所以庄子有《齐物论》。所谓“齐物”，就是万物是平等的。而法律所说你、我、他则不然，它是一种把人分为有资格和没有资格的法定方式。这种区分的结果是，有资格的人才能够去讲这种平等，没有资格的人，不但没有平等，而且还会被迫置于物的地位。所以，法定的分与自然的分是完全不同质的。表面上看，法律只是在重新认可自然的那种状态，但实质上却是另立一套规则，另外建立一种事实。这种规则和事实的建构，完全不顾及自然的事实，完全不顾及已有的状态，全凭它自己的意志重新虚构。所以说，法律是一种虚拟的制度，是一种虚拟的规则，指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经虚拟以后，你会发现，世界都被改变了。原来，各自然物之间只有能力、机能、功能的差别，还不至于说我和你之间差那么多，同类会被置于物的地位，而现在则不然，因为有制度的保障，人和人之间的天壤差别，尤其是物利、身份、地位的差别，可以理所当然，乐得其所。因此，像比尔·盖茨，他可以拥有几千亿美元的资财，而在某一个地区，包括中国地区的某一个人，一天连一元钱的生活费都没有。试想，如果没有法律给予的保护，比尔·盖茨可能有现在这种安逸的状态吗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所以我刚才说，善制造恶，这是又一种例证。很多时候，其实是法律规则导致了我的贫穷和你的富有。所以，马克思为什么研究了法律以后，反过来又成为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？因为，他通过对法律的理解看透了，这个制度有问题，因此，要打垮这个制度。打垮，怎么打呀？从根去打，根在哪里呢？经济（这是典型的西方观点，认为物利是一切之本）。所以他就研究经济学。这说明，学法律是有好处的，因为学法律一眼就能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，学其他专业的人，他很难想到，人为拟制的东西怎么可以这么厉害，虚假的东西怎么可以糊弄全人类。
可以这么说，法律就是一个人为规定的东西。它说是就是，它说不是就是不是；你是，它可以说你不是；你不是，它也可以说你是。我国成语讲“指鹿为马”，而法律实际上在很多时候，在修辞意义而言，都是“指鹿为马”。并且，你被“指”完了以后，还没话说。对吧。为什么要有律师？因为律师就是那种用专业知识去钻法律空子的专家，所以律师得学会如何“指鹿为马”，而且要“指”得别人只有干瞪眼的分。因为，他背后有强大的道理做后盾，他说是错的，就是错的，他说是对的，就是对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全在于，法律是人为拟制。人为拟制的东西，就不免矛盾、漏洞。由此可知，法律就是充满了矛盾和漏洞的规则体系。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法律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的。
可是话又说回来，人为的虽然蹩脚，但没有这个规则也不行。法律也不是说一无是处，它也有做好事的时候。试想，如果我们的社会没有规则了，那比尔·盖茨当然也不行了。而问题是，比尔·盖茨不行了，这个世界就没有所谓的富足，没有所谓的进步了，而为了人类整体的富有、幸福、利益，得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。
这是第一个正义，分构的正义。它说明，法律是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的，不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的。不过，西方人是把这个虚假的东西玩到了极致，结果也就成了真东西。
第二个就是分配的正义。
何谓分配的正义，是接续刚才说的分构的正义而续成的一种正义原则。它是说，把人分成你、我、他，分成彼此的界域，这本身不是目的——不是说，什么东西好玩，分彼此是为了这个好玩——分成你、我、他的目的，实是为了把我以外的东西（资源、物利），分到每一个法定的我头上去。这样，就出现了你、我、他之外的第二种分的正义：你的、我的、他的或者叫作各得其所。这个你的、我的、他的即是分配的正义。分配的正义是又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在自然界里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你的、我的、他的这个说法，自然界里有的，充其量也不过是领地占有而已，而作为所有世界里最智慧的一个生命种类的人类，却觉得还不够，觉得领地占有还不够精确或者不够稳定，所以它把占有进一步演化成了所有。
所有的实现，是在自然界里强加了一种新秩序。诸多资源、器物被所有以后，就变成了一种排他的你的、我的、他的，任何人都不能动。这样，所有权就成了排他的权力。为什么法律要强化排他的权力呢？其道理就在于，只有排他，才有秩序，不排他是没有秩序的。试想，如果一个东西你可以拿，我也可以拿，那就没有秩序可言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公共物品难以管理的原因。因为在公有状态中，公有物没有排他的监督者，于是，我们就可以乱来。
以此可知，第二种正义，即分配的正义实是把一个错误的东西，一个没有的东西进行了建构，其目的是为了强化前面的正义，即把分构的结果更加强化。如此作为的根本原因在于，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，人们必须竞争才有享有的可能性，而如果竞争所得没有制度保障，那么，竞争得到的东西也会失去。故知，这里的动机既是一种物利需求，也是一种精神需求。前面说道，人是希望多样、多维、多层次呵护的动物，法律便是这样呵护中的一种，而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呵护。人们希望，通过制度保障，可以获得人身和财产的安全，也让精神有安全感。所以说，通过法律制度的设定，你就可以有自由，有特权，有你所向往的保障，你所得到的东西，也因之合理、合法。这是第二种正义。
说到这儿还没完。如果法律只是把你、我、他分开了，把你的、我的、他的也分开了，还远远不能实现秩序。除非我们所得到的东西足以满足我们的消费，而这实是不可能的。原因在于，产出针对消费而言，永远是有制约性的。进一步的原因主要是，各个地域之间的差别、物产的差别、能力的差别，使得每一个人或一群人所获得的你的、我的、他的，实是非常有局限性的，即所得不能满足我们的全部欲求。我们不能指望原始取得的那些你的、我的、他的，既可看、又可吃、又可睡、又可走、又可玩，把一切搞定。没办法，通常情况下，我们的所得只能满足某一种，或者某一小部分需求。这样，就产生了另外的一种需求：交易。就是把我的多余部分和你的多余的部分进行交换，互通有无，以此，我的满足和你的满足就丰富起来了。当然，延至后来，以交易本身为目的，而不以互通有无为目的，成了更强势的交易现象，以致交易成了“业”，所谓“商业”是也。商业即是以赚钱为目的的产业，它对交易的规则需求，更甚于一般的交易行为。可以说，是这种特殊的产业现象，直接催化了交易正义的演化。
为什么需要交易或流通的正义呢？因为，你的、我的、他的一次分配完以后，至此的法律只能保障静态条件下的物利的公正性，而无法保障这些利得在动态状况中的合理与正义。在交易必不可少的前提下，如何保证人们之间在交易的时候不受损害，便成了法律得进而扩展正义的动因。依常理可知，两个物进行交易的时候，有一个价值比较的问题。怎么比较呢？必须要有标准、有原则。实际上，交易的正义正是为了建构这样的标准而演化出来的正义原则。大体情形如下，我们进行互换的时候，必须被我们两个同时认为是合理的，才有交易的可能。这个“同时认为合理”，便是一个公共标准。它不是私下的标准，不是我们两个各自的标准，而是合意后的标准，是所有人都认为或者是参与这种交易方式的人认为合适、正当、合理的标准，故，它是合意的要害所在。
故知，所谓交易或流通的正义，就是寻求这种合适、正当、合理的标准，其目的仍然是为了满足分的需求。所以说，它是第三种正义形态。后来，人们把分散在各个合同、契约中的标准予以抽象，于是便有了现代法律中的诸般原则：诚实信用原则、对等公平原则、合意有偿原则、利益原则等。这是第三种正义，交易或流通的正义。
以上诸正义原则，构成了分的正义的逻辑内涵，或者说，西方法律的正义体系，主要是由这三个方面所构成。大体上，西方法律，特别是其中的私法体系，都能满足这三方面的正义理念，实现分的善意。当然，如果要研究整个西方法律的话，仅此还不够，它还有一种另外的正义，我们称它为合作有效性的正义。
所谓合作有效性，意思是说，为了社群的公益、功利、秩序，人们必须有限地放弃自己的一些利益和权利，以建构社群公共利益的状态。这种公共利益的状态，涉及公共权力与权威的产生及变更、权力与权威的限制与控制、权力行使的合理与恰当、公共利益的效率、个体对公共意志的尊重、伤害救济的公平、个体合作的方式、对外竞争的效率，等等。这种公共利益的状态，有的时候也称为公法正义。多数情况下，我们把前面的三个正义称为私法的正义，与这里的公法的正义相对应。这是我们对西方正义观念的一个基本理解。
除了这样一种解说以外，正义的表达还有其他的说法，或者说，换一个角度理解，正义也有另外的表述。比方说从门类而言，可以把正义分为，立法的正义、司法的正义和执法的正义。这种正义的内涵跟刚才表达的意义不太一样，它是把法律截成几个不同的阶段，并设置不同的部门，分司其职，相互监督、制衡，从而追求公平、合理、正义的状态。这里，正义被同态分解为了不同的门类，有的从司法、有的从立法、有的从执法角度来表达。就立法正义来说，它讨论的问题有如，什么是良法？什么是恶法？谁立法？法律统治所有人，还是一些人统治法律？法律是合意，还是外在的强加？这些话题都是跟立法正义相关的，所以在讨论立法正义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必须充分考虑。司法正义是说，一个当事人，或者一个法律关系人，进入法律状态以后，他的权利受到损害，应该如何救济？司法是否公平？裁判是否公正？是否满足了诚信的需求？在裁决的程序方面，也有很多相关的规定，比如说罪行法定、回避、上诉不加刑、当事人有不为自己有罪作证的权利等，所有这些都是关于司法正义的一些具体原则。很多书里都讨论过这样一些东西，我就不在这里详细介绍了。
此外，还有一种正义，它与我们前面谈到的人际伦理相关。如果把人际秩序靠近法律来理解，也存在着人际正义的问题。比方说，所有人类以外的他者，特别是其中的生命者，都有一种生命、生存、被善待的权利。这些是人际秩序中的基本正义，如果这些正义原则没有得到遵守，如果这些权利没有得到保护，那么，我们的法律可能就有问题。
比方我们要吃肉，因此，猪马牛羊可能会被人宰掉。在今天，宰杀猪马牛羊，法律肯定不会反对的，因为那样的话，我们就活不下去了，但是，法律可以反对这样一种行为：残暴地对待被屠杀的动物。为此，现在有许多的立法都规定，要人道地对待动物，不能残暴对待它。比方我现在杀猪，我左捅一刀、右捅一刀，这就有问题了。你要杀它，这已经是有过错了，如果你还不善待它，对它的死亡都不善待的话，这就非常过分了。这表明，我们在讨论刚才说的正义之外，还必须要强化一下人际正义的问题。通过法律规制如何善待这些他生命者或生态者，至少，在今天的法律还不能完全让所有的动物都享有权利的时候，应该给他们必要的关照和惠顾，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
以上是关于正义和实在法的关系相关理解。
那么，下一个话题，我们应该讨论什么呢？讨论伦理和法律关系的第二个问题：弘扬伦理，超越法律。
我们知道，传统法律都有它的界限、界域。所有的法律都有界限，这样就构成了法域。一个法域有一个利和弊的二重性的问题。所谓利，因为它有域，在域内就变得很有效了；但同时也有它的弊，因为有域，所以带来了它对域外的冲突状态、对抗状态，通常而言，域之间的对抗状态，对更大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害的。我刚才讲伦理的演化、演进、发展的过程，为什么伦理要不断地演化呢？原因就在此。随着人类眼界的扩展，随着人类文化文明水平的提升，自然就会产生更大秩序的需求，而人类的原始状态，是基于群自我而构型的，即是被界域化的，这样，更大秩序的出现，就必然伴随着化除界域的前提。.界域自己是无法自动解除的，而法律（尤其是西方的法律）的第一功能又恰是巩固界域的，于是，对界域和法律言，就只有求助于外力作用了。什么东西可以充当这样的外力呢？只有伦理。伦理以善为内质，这种善可能被人为地界域所包裹，但，善就是善，它终可以突破这种人为的包裹，实现它自身。这种突破是由人类的性智觉承载的，当然，理智的辅助作用亦重要。
因此，伦理的演化过程，同时也就是界域的消解过程，亦是人类法律规则和秩序的大化过程。一路消解、化除下来，到今天，我们终于看到，在人域范围里有了同一价值理念的善，善的内质终于更多地反映到我们的价值体系中来了。
以此可知，法律制度的生成与存在，取决于伦理状态的支持，或者说，一种伦理形态决定一种法律形态。比方说，在群自我伦理的条件下，我们建立的制度是什么？是简单人身法。简单人身法只一个有效域：群自我。因此，那个时候，一个群体和一个群体之间构成非常紧张的关系，以至于把别的群当作猎物对待。群自我伦理所以有绝对的二致性——对群内是善，对外就显然是恶——即源之于此。后世，必得以某种方式去（注意，暴力方式是过去人类惯用的方式）消解这种界域。消解的结果是地域国家兴起，绝大多数原始部落、氏族之类的群体都消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。与此并行的是熟人伦理和地域伦理的兴起。
熟人伦理和地域伦理所支持建构的规则体系是什么呢？是复杂人身法。还是人身性的规则，只是把它复杂化了，从而变成了一个地域国家的规则体系。
然而问题又出现了。一个国家之内，固然因为有法律，有伦理善待，实现了国家的秩序，可是，国家和国家之间、国家和国家的人民之间，却因为有伦理和法律的障隔，便出现了交往的困难，以至于战争相交。问题还有待继续解决，否则，人们的生活需求、文明的价值、人类经济状况的丰盛之类，必无是处。于是，国家之间交往的伦理对待、国际贸易的正义诉求、相同价值的认同等，便成了新伦理之善的需求。这样，便有了群域伦理、契约伦理、公共伦理的新形态。与之相跟进，新型的法律形态亦出现了。如契约法、社会公益管理法等相继兴盛起来。像其中的契约法，它依交易伦理而成立，它的出现突破了人身法的界域，从此，规则的制定不因熟人或地域的前提，而只需要有利益冲动和利益交往的事实，就可以建构出来。以此，法律可以跨出部族、城邦、国家和熟人的界域，成为不同域之间的规则体系。对此，英国著名的学者梅因曾经告诉我们，人类的法律经历了一种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，讲的就是这样的过程。这里，我要强调的是，这样一种变化、一种运动，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的，梅因所指的其实只是西方社会，西方社会经历了从简单身份法到契约法的演绎过程，而像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就没有过这样的变革。中国所历无非还是从身份到身份，只是从简单的身份法到了复杂的身份法。总的来说，这样一种变革还是非常有价值的，它在原来的界域之间搭建起了桥梁，建立了规则的信道，使不同地域、社群的人们可以进行交往、交易，这样，人类社会就变得丰富多彩了，演化和发展的节奏加快了。
然而还是有问题。我们前面谈到，这个世界上，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利益冲动的，有些人跟人之间根本没有这种商业和功利交往的关系，他一辈子就生活在一种相对稳定、缺乏功利交往的状态之下，如若依据功利的前提而有善待和规则的话，那么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将无法享受到善待，也不可能建立起更大意义上的秩序规则。怎么办呢？这逼迫着人类要进行伦理和法律规则的新建构。就法律言，这种建构充分利用了契约法和身份法的基础，得以建构了一个能够满足所有人需求的规则体系，这就是国际法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，包括国际公法、国际私法，以及联合国宪章、相关的盟约、条约等，都是这一新型法律形态的组成者。国际法的起源也许应该追溯到人类之间交往的负面现象之中，是部族、国家之间的战争行为，最终逼迫着理性解决方式的出现，而条约、盟约之类，便是这种理性方案的早期载体，联合国宪章及其条约，当然可以视为它的晚近表达。作为国际法体系的组成部分，还包括另外一种法形态，或另一个促成其成立的源头，这便是冲突法。冲突法是国际私法的组成部分，它源之于部族法域、国家法域所必然出现的冲突现象。法律和法律之间发生冲突以后，势必影响到人们之间的利益互动，为此，需要对法律本身进行协调——包括法律选择、管辖选择、冲突规范、识别、反致、转致之类的制度。这套被称为冲突法的规则，其动机还是利益，只是它的方法重心不同于那种直接的司法，而是通过作用于法律来达到保护利益的目的的。所以有人说，国际私法也叫法律冲突法，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言的。对法律本身进行甄别、选择，虽然不是改变法律，但却把法律推上了公共识别的前台，让人们有机会去选择善意的法律，进而，法律会更加地符合善。国际法依赖的伦理需求是什么呢？是人域公共伦理。
在人域公共伦理的养育下，国际法正在演化为新一代的法律体系。然而，今天还觉得不够。我们刚才谈到，因为人的生存不是孤立的生存，而是必得跨出人域之外，谋求与他域和谐共存才能实现的。当人与他域之间构成了一种必须同构、互助、互养的关系时，新的法律规则体系又必须产生。这里的问题是，这样的法律形态是过去几乎全部人类法律现象所不曾有过的，它将改变法律的人域界限，使法律走向人际。那么，什么样善的资源可以担负人际法律规则的价值取向呢？它就是前面说到过的人际伦理。在人际伦理的支持下，我们又产生了新的法律体系和规则形态，如大家熟悉的环境法。当然，环境法不是它的成熟形态，而只是起步形态。
这样，法律演化到今天，我们终于发现，所有法律的进步、法律形态的演化都依赖什么内源性的资源呢？回答是，伦理。因此，我们不能轻视伦理道德对法律的意义和价值。而且我认为，更至关重要的是，它们之间不可分割。现在虽然说，法律是法律，伦理是伦理，但就其内质而言，伦理永远是法律后面的那种善的意志，没有这种意志，就没有法律。这是我们理解法律的真实角度。
以上，我们看到了伦理与法律之间的养育与演化的关系。现在，我们再换一个角度，从历史事实中，来看一看其关系的实况。
历史上，某个伦理学说支持某种法律形态的出现，是常见现象。以下这个案例具有典型意义。我们都知道犹太人的伦理是一神论的神性伦理，它直接源之于摩西的“十诫”。在摩西的“十诫”里，第十诫规定：善待你的邻人。这句话说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一句话，但是仔细想一想，它意味着什么？它实际上解决了什么问题？如果我们对犹太历史有所了解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戒律非常重要，可以说是人类历史黑夜中的一盏明灯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，犹太人生活在强盗社会中间，那时，部落和部落之间、人群和人群之间是对抗状态，任何一个群见到他群都有可能要赶尽杀绝，所以，犹太人早期也是被人家赶着跑。他们先是在亚洲的两河地区被人家赶来赶去，后来，终于还是丢失了家园，又被从亚洲赶到非洲了，在非洲当了几百年的奴隶，忍无可忍，终于产生了一位他们的领袖摩西，带领他们逃出了埃及。然而，回到亚洲依然是无家可归。你想想看，长期流落的一个部族，没有故乡，没有家园，一直在漂泊，好不容易回到了亚洲，这种情况下，一个家园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！他们为什么愿意接受耶和华的法律，就是因为它答应给他们一个家园，给他们一个人的资格。于是，他们就信仰了耶和华。这样，就有了后来的犹太教。可是，这只是问题的部分解决。因为，耶和华赏赐的地盘——迦南地周边的土地
--早就有主儿了，人家种田、种地都几百年了。为此，犹太人一开始采用的是暴力方式，即带着血去履行这份合同。他们把一个村落一个村落赶尽杀绝，然后自己占领村落。为什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有仇，就因为争夺这块土地。他们与阿拉伯人之间，你杀来，我杀去，你把我的人杀完了，你住进来，我不愿意，反过来，我把你的人杀光，你也不乐意。于是，这个仇就结大了，仇恨的时间太长了。我们中国古代有“三代仇”的说法，“三代仇”已经是了不得了，他们的这个仇可不是三代了，而是上百代仇。试想，在那样的环境中，在那样的情况下，摩西的十条法律中，居然有一条规定善待你的邻人——这个邻人就是跟你有地域关联关系的不同部族、种族的他人——这是何等的善意！所以它的意义很重要。它意味着，在一个血腥屠杀、相互之间仅仅只有屠杀关系的强盗社会中，突然有一个人命令你不要乱杀，要悠着点儿，而且把这种善意变成了宗教的教义。由此，人类开始有了理性的转换，一个部族和他部族之间不再一味地用杀人解决生存竞争，而是用善——和谐、友善、化解仇恨——解决问题。犹太教后来所以能够再创出基督教，正是这点初级的善意起了发酵作用。虽然，至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仇恨还没有化解，但可以坚信，他们一定会按这个目标往前走。
可以说，即使是像摩西这样初级的神性伦理，它最终也能弄出部落法以外的一种法律规则，可以跨出部落之外去建构秩序，而这在原来是不可以想象的。
我们还知道另一个著名的例证，这便是罗马的“万民法”。万民法的本意是说，包括罗马人在内所有人共同的法，但罗马人之间的冲突，得由罗马法解决。法律可以实施在国门之外，这对此前的罗马人来说，可谓是异想天开，亦是迫不得已的迁就。如前所说，早期的罗马人的法律只认为他们自己是人，其他人都不是人，是物。所以罗马法具有极端的排他性。后来，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充，过大的地盘和对外交往的繁密，最终使得他们离开了外人就生活不下去，无奈之下，他们不得不改变观念，转而承认人家的主体地位，于是才有了“万民法”。我们前面讲了，没有人是傻子，愿意把自己的特权让给别人，然而，理性最终告诉罗马人，没有出让，自己的损失更大。所以，他们在理性的引导下，做出了让步，是以才有了法律的新景观。那么，这种理性的善，又来自哪里呢？来自于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。
斯多葛学派的理论是一种自然理性学说，意指整个宇宙是和谐、和睦的，故而人要爱人，人要爱自然，人要爱动物、植物。而一种真正的法，即是对一切的爱。这个对象包括人和动物：海里游的、天上飞的、地上爬的。这种人和动物共有的规则，即为法。这段话现在还写在《法学阶梯》里面。这一段话的意思，解释了一种什么思想呢？是说，善可以演化为规则，而这种规则可以实现于所有的生命者。既然所有的生命者都可以这种善的规则来对待，那么，人和人之间怎么可以不用善来对待呢！罗马人最终理解了这种法律理念以后，他们才做出决定，承认外国人的法律地位，承认他们的规则是合理的，所以才弄出了一个“万民法”。我想，这种伦理道德的理念与“万民法”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清晰的。当然，我们不要忘记了居间一个重要的人物，他就是西塞罗。是他的传达和宣传，使罗马人理解了这样的自然精神。
还有，我们刚才提到的国际法。国际法哪儿来的呢？刚刚讲了两个来源，然而，这并不是全部。国际法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来源，即它的学理渊源。国际法的思想理念直接跟一个人有关系，这个人叫格劳秀斯。格劳秀斯号称是自然法学派，或说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重镇-——请注意，这个自然不同于前面斯多葛学派的自然，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是一个宇宙意义上的自然，而格劳秀斯的自然仅是指宇宙中的一个类，人，特指人的某种自然的属性——他认为，人有向往幸福、和平、和谐的属性，他把这种属性叫作自然。所以，他的自然意义是一个很狭义的自然，指人类向往和平、和睦、和谐的这样一种自然需求。他论证说，法从哪儿来呢？回答是，从人性中来。不过，他集中讨论人性好的一面，认为人类的和平、和睦本性构成了法律存在的前提，所有的规则都必须符合这种追求，与之相符者，即是良法，反之，则是恶法。这是格劳秀斯的基本观点。他写了一书叫作《战争与和平法》，这本书表面上讨论国际法，实际上是一本研究法理问题的著作。这就是自然法学派。为什么国际法主张每个人都有人格，为什么主张人和人之间有博爱、有自由、有人权，就是基于格劳秀斯这套理论而来的。
还有，我们今天有人权、民主、自由这样一套理念和制度体系，尤其是以人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，其影响之广，态势之强，可谓亘古罕见。
那么，人权的制度和理念，其理念的资源来自何处呢？这就不能不提到康德。康德是近代被公认的最大的西方哲学家，他的主要贡献在于，建立了西方现代思想体系的根基。此人富有传奇的人生，增添了他作为哲学家的分量和神秘。传记作家告诉我们，他出生在原普鲁士的柯尼斯堡，现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，终其一生到80岁，没有离开过出生地70里之外的任何地方。据说，每天下午3点钟，无论天晴还是下雨，他的仆人会夹着雨伞，落后他两步，准时陪着他出门散步，风雨无阻，以致周围的居民可以以此来对钟表。他当了15年编外讲师，至46岁才谋到一个教授职位。一生讲授过哲学、逻辑、形而上学、道德哲学、火器、筑城学、自然地理、数学、物理学等多门课程。还有，他终身未娶，孤身度世。
表面看，康德是西方近现代文化和思想、学术的建构者，但，认真分析一下，会发现，他更是一位西方古典文化和思想的解构人。他通过放逐本体论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哲学的地基及构成；进而以假定来定义上帝，于是，上帝被实质地宣判了死刑；然后，他为没有上帝的世俗世界设定了一个先验的逻辑原点，所谓纯粹理性；这个纯粹理性是世界的原因和起点，具有先决性和绝对性，它仅为人所具有，因此，人便获得了重新定义，纯粹理性被人得之，便为自由意志，人之所以为人，便在于这自由意志的具有；因为自由意志仅为人所具有，所以，人是目的；这样，自由意志便成了人世间全部意义和价值的总原因：绝对命令因而生成，道德自律因而具有，人的标准得以成立。从这儿以后，康德的学说可以作如下表述：人，为什么是人呢，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，自由意志即是绝对命令，这种绝对命令先于人而存在，所谓先验理性或纯粹理性；自由意志既是一种道德自律，也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。这一标准在人世间有三种可能性：有，你便是人；没有，你就不是人；你有，但是如果有人限制你的自由意志，那么，限制者也不是人。这样，道德伦理首先被置于了最高的阶位，具有先验（即不需要证明）的地位；其次，它又可以直接丈量世俗社会，评判人世间的政治、伦理、法律、风俗、人情。可谓一箭双雕。
康德的先验假定与评判世俗的新标准，具有特别大的社会意义。他所假定的，只要你是人，你便有自由意志的命题，直接冲击了古典社会，搅翻了传统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及价值理念。他论证说，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由意志，并非本身的原因，而是因为被某一种外力给它压制下去了，那么，这个或这群剥夺了他人的自由禀赋的人，便不是一个人的行为。因为，只要是人就不会剥夺他人，因为人的前提是道德自律、是意志自由，现在，你或你们剥夺另外人的自由，这说明，你们违反了先验理性的目的，没有达到做人的标准，所以你就不是人。
这个理论表面上看，简单得很，但经过理解，特别是演绎化的理解、推波助澜的理解，经过了民主政治理念的解说以后，它就变成一个前提，变成了一种逻辑：只要你是一个人，你就不会剥夺、压制别人的意志自由、道德自律，只会弘扬、鼓励人们有这样的东西，现在，你如果这样做了，你就不是一个人，我们马上就会不相信你了，每个人是想做人，还是不想做人呢？没有不想做人的，那不就成了动物吗？说得通透一点，凡是专制统治者，都不是人。
其实，这是很直白的一个理论，如果你把孔子学说想一想，大概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，或说，二者有形式上的相似性，如重视人的理念处有相似性。当然，孔子的动机跟他不一样，他的动机是，因为你有意志自由，因为你有道德自律，所以你就是绝对的，你就是目的，任何人如果有害于这个目的，那么他就不是人。人是目的，是康德的著名命题，所以有人说他建构了人本主义学说；孔子得出的结论则是，人是过程，仁生人，人以仁为心，所以，人就要守其仁，成其仁。因此，孔子认为，并不是只要你是人，你就绝对了，目的就终结了，你还要往前走，走到了人域完善的境地。
总之，康德的学说非常具有政治学的意义和价值。为了让所有统治者都不敢不做人，为了表示自己是人，近代以来的西方法律便刻意转向了个体价值的保障和扩张，结果便造就出了一种新的制度体系，这就是人权的出现。
西方的人权理念基于康德的理论而来，一当它成为条文和规则，所有的人就只能按照它的逻辑来行为了。然而，康德的这个逻辑也有问题，我们比较一下儒家的学说就知道了。康德说人是目的，切记不要忘记他说话的视界前提，即混乱过渡期之时，西方文化对自然本根的断裂和人域的特化。人之外没有世界的观念——那是外在、客体，与主观无涉——是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基设，所以，包括康德在内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只会对人的世界发表见解，于是，便有了康德的命题和学说。的确，在人之内可以这样讨论。故知，他所说的人是目的之语，是针对人而言的，是针对我和你之间的：我不是你的工具，你同样也不是我的工具。但是，如果把人放置到更大的背景中间讨论的话，康德的学说是有问题的。人怎么可能是目的呢！人如果是目的的话，那宇宙的终极目的就是人——只能这样解释了——一如果宇宙的目的是人的话，那岂不是这个世界已经到头了吗？可能吗？不可能。所以说，康德的学说实际上只是有限界域中的一种想法，并非真理和真实。然而，由于人域内部的确有自为的非人化的制度设计，有法定的资格问题，所以，优先考虑人，解决人的问题，把人作为最高利益来考虑，是非常必需的。正是在此意义上，显出了康德的东西很有道理和价值。
人权学说在西方的兴起，是康德理论体系的直接显示。而以人权为核心的制度体系，包括现在的国际法，都在强化人权问题。如联合国通过的《世界人权宣言》（1948）、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公约》（1966）、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（1966）之类。中国也签了两项公约，即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公约》与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。因为不签不行，不签你就不是文明国家，中国当然是文明国家，所以就签了；当然， 中国签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 那就是为了加人WTO。中国要加人WTO， 就得与所有成员国一个一个地谈判， 一般国家无所谓， 几个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，他们几乎都附加了人权的条件，无奈之下，中国只有接受国际公约， 加入WTO。这些是国际博弈。不过， 签了以后问题就来了， 现在套住了，一旦套住了你想挣脱就很困难，现在如果你做得不好，不符合《公约》的规定，就要背负沉重压力。可以说，中国是被赶着鸭子上架，不得已而为之。所以，至今还有一些保留，而实际上这个是保留不住的，只能说事实上我们还有问题，我们做得不好。人家强调个体的权利，我们强调集体的权利。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虽然都是人，一个是复数的，一个是单数的。
还有，20世纪60年代之后，西方兴起了保护环境运动，这一运动持续至今，兴盛不衰，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就是，直接改变了法律的走向。那么，这一运动的兴起，除了事态的不得已之外，其思想理论资源又是什么呢？就一定层次而言，这一运动的肇起得之于一个叫莱奥波尔德的美国人，他所提出的大地伦理学对此有很直接的理论贡献。莱奥波尔德是一位研究植物的美国学者，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，作为一个森林研究的专家，他思考了很多问题，最后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叫作《沙乡（洲）年鉴》。这篇文章里考虑的问题很简单，是说，人类社会走到现在，经过了这么几个伦理阶段：第一个阶段，每一个人都把别的个体当成他的伦理对象；第二个阶段，人们把所有的人类当作自己善待的对象，这是第二个阶段；现在，是第三个阶段，他认为应该把人以外的生命者当成伦理善待的对象。他的文章便是论证这么三种伦理形态，以此说明，人类善待环境、生物的合理性、必然性。然而，这篇文章写出来以后，却无处发表，没有人理会他。最后发表在哪里呢？发在英国的一本很不起眼的《森林》杂志上，有4万多字，并不长。当时的人们没有这种觉悟，所以40年代发的这篇文章没人理，到了60年代的某一天，有人无意中看到了这篇文章，觉得是先知的话，然后，这篇文章时来运转，一下子在全世界发行了几百万册，包括中文在内。现在，他的这篇文章已经成了一本文集，书名还是叫《沙乡（洲）年鉴》，其中也收集了一些其他的内容。
莱奥波尔德的核心思想是大地伦理，即，自然亦是伦理的受体，人类应该把伦理关怀普及到自然世界。正是莱奥波尔德的伦理学说，引发了20世纪的生态保护运动，以至于最后法学家也进来了，开始建构环境保护法、自然资源法等新型法律门类。我想这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。
伦理和法律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？可以说，几乎所有法律的演化，都离不开伦理学说的支持，差别只在于伦理学说的高低、宽窄，是伦理学说的支配才导致了规则、制度的演化。因此，我们要重视伦理，不能不重视，因为法律和伦理的关系太密切了。
伦理与法律关系的大要经历可略备如下。早期，伦理和法律是不分的，两个是一回事情，道德伦理就是法律，法律就是伦理道德。可是往后开始分离，法律开始慢慢地脱离道德，到了纯粹法学派的时代，他们宣布了这样一个命题：法律就是法律，它与政治、经济、道德没有关系。因为它把法律看成是一种绝对的东西，所以人们把这一个学派叫作纯粹法学派。然而实质上，自古以来道德伦理跟法律就是分不开的，即便在他们这样说的时代，也不可能完全分开，今天就更不用说了。我们都知道，今天的民法中间有一个帝王条款，这个帝王条款实际上就是一个道德原则，它不是一个我们原来所说的法律制度。这说明，道德伦理和法律，就算中间曾经分开过的话，那么，现在又开始有了趋同的倾向。而从此再往后看，在环境法这一类的法律现象中，我们将会更多地发现，那里面大量的都是道德伦理规则，与早期的情形有形式上的相似性，甚至是完全一回事情，当然质地有差别。
就历史形态言，道德价值与伦理精神的开展，有时段和场景的差异，而且，它们对法律的影响，也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着的。最早，道德伦理被认为是神的一种意志，结果当然就是，法律是神的意志的外在表现，可以这么来理解。进人古典时期以后，人的自我认知和己域化，致使有些学者开始把道德伦理理解为独立的理性或人性，认为它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独立的精神状态。
从西方历史来看，最早开始张扬这种精神的人，应该是苏格拉底。把道德伦理作为人的一种独到的精神状态来理解和张扬，并认为这是人类法律赖以成立和有效的根本原因。最终为了实现、展示他的这样一种基本的理念，苏格拉底就拿他的生命作为了代价。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是被判死刑的，而且最后也被执行了刑罚。他放弃了所有免死的机会，最后以他的生命实证了一个道理：死亡是一种道德。
在苏格拉底死前的那个夜晚，他谈了一晚上话。最后一次谈话被记录下来（柏拉图的《斐多篇》《克里同》和色诺芬的《回忆录》均有记载），现在还能读到，也有中文版，俗称《苏格拉底的最后谈话》。苏格拉底最后一晚上说的话，其核心的思想，其实是我们所有学习法律的人都值得去认真去研究的，当然，没有学习法律的人也应该知道它。他说了或坚守了一个什么理念呢？归结起来就是，既然我已经同意了这个国家和这个法律，那么，无论这个国家和这个法律对我做出什么样的裁决，我都要无条件地服从。
这是个什么意思？理解一下这句话是个什么意思？是个什么样的理念？我们常说法治，什么叫法治？我们谈了很多很多法治的含义，其实，如果能够把这一句话理解透了，法治也就知道了。从法治的角度而言，它包含了很多内容，第一，法律和政府必须是公民同意了的，这是大前提，如果没有经过同意，这个法律就是非法的，这个政府也是非法的；第二，一经我同意了，那么这个法律里面就有我的意志；第三，我服从这个法律对我所做出的有利或者不利的裁决，原因就在于我服从了我自己的意志。由此可知，西方法律的根就在这儿：每个人在接受法律统治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在接受自己的统治。自己为什么能够统治自己呢？是因为自己有一种被称为道德意志的理念在起作用，是这种理性的道德意志支配了法律。所以理解西方法律的时候，我们务必要把握这样一个理念。否则的话，你很难想象，为什么西方人愿意服从法律的统治，不愿意服从人的统治，不光是因为法律的统治比人治公正，更重要的是，每个人认为这个法律就是我的意志，所以服从法律就是服从我自己，尊重法律是尊重我自己，尊重我的人格。如果不尊重法律，就是不尊重自己，那样，我这个人就不是人。尊重自己的人格，是通过尊重法律来表达的。这是最最核心的问题。故知，苏格拉底最终用生命论证了一条道德原则：尊重自我的人格，便能够尊重法律。
通过上面的描述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西方人在建构法律制度的时候，道德伦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，可说是从根上起了作用。法律不是从外在强加给你的，也不是表面说说这个合不合道德，并不是这个意义上来的。当然，这里面也包含了宗教神灵的观念和意志，因为，早期的道德伦理与神意是不分家的。他们通过种种方式把道德的理念贯彻到法律里面去，以此来理会，自己作为一个人，作为神的缔造物，我究竟是什么？于是，我的道德自觉便与法律规则的生成、存在、操作、效率，构成了逻辑关联关系。我觉得这是理解西方法律制度最重要的机巧。
这是有关道德伦理原则在早期法律理念中的一些展现。
前述已知，伦理与法律最早是统一的；后来开始分离，特别是在后世狭义的西方法治这样一套理念的前提之下，它们曾完全分开了，法律变成了工具；所幸的是，经过这样的分离以后，终于产生了新的关系，这就是相互依赖的关系；经过这种互相依赖以后——今天还在互相依赖的状态——又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？我认为还是同一。
所以，法律和伦理走过了这样一个：同一、分离、互利、再同一的过程。这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，但实际上它不简单，它经过了人类几千年，或上万年的艰苦求索、构造，终于才有了今天这样一种新的看法。也许，它服从了黑格尔说的，肯定、否定、肯定这样的三段论逻辑：螺旋式上升的规则。故知，法律和伦理是一对不能够分离的东西，是不可以把它们完全分离的，它们在很多时候是同一的。
以上这些说法归纳一下，我想应该这样来理解善和法律的关系：善是法律的法上之法，善是法律的内在根据，有什么样的伦理，就有什么样的法律，善是法律的评判标准。这些话好像有点冠冕堂皇，但我想实际上也说到了很多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