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节 人域法及其变异
最后一个话题，我们来看看、来理解一下人域法本身。
人域法是说，人类为自己创造的一种设定人身身份、地位、资格，以及解决人域内部冲突、纠纷、纠葛、得失、利益诸般事项的规则。
鉴于我前面所说到的现象，人域法的兴起，有的是由点开启，有的则是从宇宙整体、自然本根价值的取向缘起。所以，从形态上讲，人域法有两种大的存在样态，一种是以归纳方式起步的，一种是以演绎方式建构的。这是一个理解。不过，提示一下，说两种样态，并非绝对划分，是倾向性的把握，其实，相互都对另一种样态有包含的情形，这里，我们不作严格区别就是了。
而如果从价值的角度来考虑，亦可说，任何一个人域法形态都可能归为以下不同的制度类型里面去。这几个价值类型我们把它定位为这样几个：一个是社群本位，一个是政治、统治本位，一个是个人本位。大体上人类自己的法律形态和体系，都不外乎这三个基本的价值追求。这样，人域法便有了三个主要的变异形态：社群本位的法、统治本位的法、个人和功利本位的法。它们分别具有的属性是：法律的伦理化、法律的政治化、法律的主体化。
在理解这三个变异或非常形态之前，我们有必要先来看一看人域法的常规样态。
前面说到，人域法是人在法的组成部分，而人在法又是自在法的复杂化和延伸形态。可知，人域法、人在法的价值本根在自在法之中。这个本根即是，宇宙世界的和谐与秩序。对人类言，说人在法是自在法的复杂化，其实不是本根价值的更变，而只是形式和内容的复杂化。以上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大前提。
当然，既然说人域法是自在法的延伸，也就意味着，它实质上只是自在法的组成部分，所以有范域上的差别。至少，从法律的角度来看，它主要只需解决人域问题即可（如果从哲学、性智的角度言，那则没有范域差别，人就是宇宙，人的终极价值就是为了成天，法律作为人的志业，当然也就要与自然价值同态）。也就是说，它得首先解决人域内部的问题，让人类成为和谐、有序、善的整体。这是小前提。
基于上述大、小前提，现在我们可以说，人域法的常规形态为何：善、和谐、秩序是人域法的内质。故知，人域法是以善为本位的规则形态，是为人域同构法。其中，整体价值、合群性、利他性、强化关系和过程模式，以及对天道自然背景的依赖，等等，是这一规范形态的基本所在。它是一种人域公共伦理本位的规则体系，它把人域的和谐、公共的价值取向当作法律规范追求的目的。
问题是，常态的人域法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成为事实。我们所见到的事实有二：一是，只有观念上的，或疑似的以人域公共伦理为内质的法思想，如孔子的仁法理念与思想；二是，人类文明之起步，不是以整体为域的，而恰恰是以被分割为不能再分割的血缘群体开端的，这无疑从一开始就把人域公共伦理的价值给解析掉了。这个第二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，又可说为二端：一是，解析的结果，其实是一种破碎和萌芽状态的毁灭，故知，人类自有以来，就不曾有过人域和谐、同构的任何制度设计；二是，天然状态的分裂、界域，具有绝对强势的合理性，而要弥合分裂、消磨界域，真是比登天还难。以此，自然本根的善意，如日中天，而人类却被阴霾笼罩，各自瞎摸，不辨东西南北。虽然自古典时代以来，3000多年，多少哲人圣贤循循善诱，教导人类建构人域公共伦理的理念和规范体系，却基本上有如瓢背装水，未有实效。因此，人类的现实，仍然只能以变态为真实，以常态为理想，走变异之路。
有了常态人域法的理解，再来看看人域法的变异形态，应当更容易了。
首先来看社群本位的法律类型。
社群本位的法与人域同构法有形貌的相似性。比方说，法律的伦理化倾向，个体的意义和价值的掩盖，等等，但是，它们的内质是不相同的。社群本位的法所依赖者，是熟人伦理和地域伦理、群域伦理，故它有强烈的界域限制；而人域同构法所依赖的，是人域公共伦理，它在人域的前提下，没有界域的顾盼。这是最主要的差异，其他当然还有很多可比较的东西，我们这里就不一一说了。
社群本位的法，是典型的熟人社会、地域社会的规则形态。不论它以哪种形式表现，它都比较容易忽视个体的权利、个体的地位、个体的得失，更乐于强调社群的整体利益与价值。在这种法形态里，我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是对个体的不公平，容易造成不公平的状态，但是，在理解这种不公平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有一个场景问题，或有一个说话的场景问题。这个场景是什么东西呢？那就是有一个参照系，足以让人们去比较，经过比较才能理解什么叫公平。如果没有这种参照系，我想，应当没有人在乎公不公平。比如古代中国法，尤其是其中的实在法，如宗亲乡土自治法则，是一典型的以社群价值为本位的法形态，然而，生活在这些社群中的人，很少考虑制度给他们造成的不公平，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参照的制度体系，让他们觉得不公平。其实，中国的政治统治规则也是以社群本位为根基的，是在社群本位的基础上附着的统治规则。
社群本位的法则，在忽视个体的同时，很容易重视社群界域中的单元功能，强化单元责任。这些单元包括家庭、单位、组织之类。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副产品。以至于到今天，我们还看到了一种现象，即单位的重要性，俗称单位现象。前面说到过，生活在当下社会中，我们往往会被落实到一个单位里去。所谓落实到单位里去，不是说你在某个单位打工、领薪水而已，而是，你的人身、身份、地位、利益得失、社会关系、机会，等等，都受到了单位的影响，甚至于控制。通常情形下，一个人他不是以自身个体身份出现在社会中，而首先是某社会单元的成员。这个单位可能是一个家族，可能是一个事业单位，可能是一个行政单位，有可能是一个企业单位。而不管你是家族、行政单位、企业还是事业单位，你会看到，这个单位对你的价值和意义很重要。比如你到外面去办证的时候，如果单位不给你盖章，你什么事情都办不了。比如你要结婚，人事部门不给你开介绍信，你结什么婚？现在这项制度好像有所改变。可是我们还是会发现，一直到今天也还有一些遗传的东西存在着，单位思维在作怪。你不是这个单位的人，人家根本不会给你盖章。而最可气的是，这个单位，得是政府设定、划定的，才有效，比如我们自己成立一个什么单位，对不起，人家不认同，对吧。可见，单位对你很重要，你要是没有单位，就很惨。这就是现在有些人为什么生活那么困难的原因，尤其是那些在外面漂流的人，比如农民工、北漂人，因为没有单位，没有户口，没有工作，所以，很多问题很难办。这是一个副产品。
社群本位的制度体制，还有一个副产品，即，它极可能增加社会的负担和不必要的风险。一个什么负担呢？现代中国社会，人们的权利意识已初步萌发，却又不具备广普化的理性精神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如果社会是一种公平的状态，那当然没有问题，但，如果社会显失公平，会导致严重的贫富悬殊、两极分化，导致贫穷，导致体制性的缺陷，那么，这个时候，那些生活在缺陷、贫穷和弱势状态中的人们，就会很容易积攒怨恨、仇恨。而这些仇恨会发泄到哪儿去呢？社会中去，社会要整体地承担他们的发泄。比方说农民起义，比方说拦截高速公路、冲击机场、堵截公共汽车、冲击政府衙门，等等，都属于这种现象。
这是一种社群本位情态中的逆向反弹行为，他们越过了责任对应、对等的原则，直接把社会作为了对抗对象。因为在这些人看来，他们的不公平、弱势之类，是你社会干的事情，所以我就应该反对整个社会群体，而不是某个具体的责任个体。即使是某个个体造成了我的困难，他也不会通过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他没有当事人的概念，他一定要把这个反抗的对象迁移到社会中去，在他看来，只有反映到社会上，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，引起高层的重视，才有解决的希望。这是一种极负面的现象，可它在中国却兴盛不衰。以至于中国政府到现在还要背一个很大的包袱，就是信访——前不久通过了一个法律，新的《信访条例》我没读过——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中国近几十年来，尤其改革开放以来，从中央到地方，积累的问题太多，要解决的问题太多，同时，人们的权利观念也提升得很快，于是，全社会都被信访压抑得够呛。所幸的是，我们没有成为信访者，其实我们也有事要信访，只是懒得去，如果大家都去了的话，这个包袱就更重了。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呢？其中原因之一，便与社群本位的观念相关，可以说，在社群本位的前提下，这样的转嫁是控制不住的。
社群本位与政治统治相交合，还会有第三个副产品，即，导致了社会的组织者政府，成为无限责任者。除上述社会化的负担和风险之外，当政府的体制是以权力方式来控制和分配社会利益、资源的时候，即同时意味着已把全部责任转嫁到统治者身上来了。因此，统治者必须承担无限责任。坦率地讲，无限责任，在现代条件下，是一个极其承受不起的包袱，在古代农业社会，则问题不大。因为，那时候责任很小，比方说出现了天灾，出现了人祸，政府救济一把，即可解决问题。即使有一些别的事情，通常也只有很简单的责任，所谓无限责任也无限不到哪里去。但是，现代社会，到处都是责任。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你不知道哪个地方会出问题，一有问题就是责任。这些对政府的压力很大。所以，西方人很乖，提出了有限责任政府的概念。即通过制度，我把责任推了，这个事与我没关系，你闹的再凶，你去寻求法律救济、法律解决，我的责任就是法定的那么几种。如果你还不满意，认为还是我的问题，你可以不选举我；如果我把事情解决好了，你还不满意，对不起，与我没关系。所以，聪明人用的是有限责任制。而在专制体制之下，很容易造成政府的无限责任，政府会因此不堪重负。没有办法，怎么办呢？它就只有无限地扩充它的机构，希望通过有人管事来解决问题。殊不知，这会导致恶性循环：人越多，事更多。所以，中国的官是越来越多，有人曾经做过比较，秦朝几万人一个官，现在是几十个人一个官，好像有的县达到十几个人就有一个官，全国的平均数大约是28个人一个官；中国的部委机构多达60多个，是全世界最大的官僚体制。由此你可以看出，一个无限责任的体制，其后果是什么。这是人域法的第一个变异类型。
第二种人域法变异类型，我们叫它政治统治本位的法律。
这类规则的中心目的，是为了维持统治者的统治的合法和有效。或说是为统治而统治建立的规则。这类规则的内容包括，法律的政治化、政治中心主义、家天下、党天下、人身等级、宗统王权、权力中心价值等现象。这样一种法律体系，它的问题在哪里？它的问题是；法律被当作了政治统治的工具。一旦法律成了政治统治工具以后，就失去了本性，变成了一种虐待、奴役、压迫、控制他人的暴政。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，法律制造的结果是什么？制造的是人与人之间、人与社会之间、人与政府之间的冲突。当这种冲突无法由法律本身去调剂、调平的时候，法律问题就会变成政治问题，成为无法解开的死结，最后必然导致的一个后果是，“翻烧饼”，即农民起义，周期性的改朝换代。
此外，如上所言的无限责任体制，亦是这种专制体制的必然产物，强权、专断、独裁总是与无限责任紧密相连，统治者总是非常自信，他们能解决所有问题；而有限责任只与民主、法治体制相关。不幸的是，人们往往会选择性地忘记一个逻辑，即，社会责任永远大于专制的能力，在负责不能的情形下，统治者最无赖的方式，便是放任责任、不负责任。一旦责任放任，社会便会进入严重的混乱状态，以至于一切正常手段都无法收拾。其终极的后果也只好是社会定期的“翻烧饼”。
“翻烧饼”，即意味着，社会要承受非常重大的负担和成本。翻一次烧饼，多少人要付出生命；翻一次烧饼，社会要浪费掉多少财富；翻一次烧饼，社会要停滞发展多少年；翻一次烧饼，要败坏多少人性……所有这些，都是法律被变成政治工具所带来的后果。制度本身不能起着安定人心、民心的作用，不能起到调平、调节和减少社会冲突的责任，反而只能加剧社会的冲突，最后用暴力来解决问题，这真的是法律的悲哀，人域法的悲哀。所以，阿克顿勋爵说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。这里，我们再加上几句话：绝对的权力是要靠暴力才能获得的，暴力获得的东西要用暴力去维护，暴力维护的东西要用暴力去推翻。于是，我们看到的是，人们对暴力的信赖。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景象。
对此，我们可以好好品味一下。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，为什么所有的制度都在极力避免这种“翻烧饼”的政治游戏？原因就是，因为“翻烧饼”的社会代价太大了。西方制度文化和法律形态的一大长处，就在于，它全力避免了这种“翻烧饼”的游戏。它用制度、机构、程序以及别的方式，规置了人们行为的可能性，使那些想“翻烧饼”的人，没有机会和环境去“翻烧饼”。就文化而言，其中一个重要方式，便是价值多元化。社会给予任何人任何样式的表现机会。比方说，你想当歌星，你就当歌星，你想当政治家，你就当政治家，你想当专家，你就当专家……总之，你把情绪、感情、力量全部转嫁到你所喜欢的地方去，你没有时间，你没有心情去想社会问题、政治问题，这样，政治家们也感觉到很安全。当然，对政治家本身，也得有制度体制限制他们，如任期制、多党制、分权制，以及舆论监督等。于是，总统只能当4年，最多8年。社会不要精英，不要强人，要的是这个社会的平衡状态，制度只能，也只能维持这种平衡状态。所以，在民主政治里，法律反对的就是精英政治，反对的就是权威意识。只有这样，这个社会才是稳定的社会、安全的社会。至于社会要不要发展，社会有没有效率，这不是法律要考虑的问题。西方人为什么建构了有限责任制、有限责任政府？为什么西方的政治家不论他多么强势，只需承担有限责任就够了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，即使是普通老百姓，他也从这种政治文化中觉悟到，政治家能够做好那些他应该承担的事情，做好本分的工作就没问题了，做不好也没关系，下一次再来，再选别人，咱老百姓有的是时间玩这个游戏。
第三种变异，人域法的主体化和功利本位。
个人和功利本位的法律，强化的是个人的自由、个人的意志、个人的权利。其法律形态的内容，包括法律的法律化、权利本位、个人价值、欲望先导、意思自治、契约承载，以及子模型，或者点一子模型，就是法律结构的主体化。这个概念我曾经介绍过吧？我们知道东西文化有一个差别，西方文化基于点一子模型而生成，东方文化则是一种关系模型。
学生：找关系。
不对，跟那个两码事，不是要找熟人关系。这里说的是，世界所有在之间，存在着的内在关联关系，由相所关联的那种关系。可知，东方文化所说的世界，是整体意义上的，是指全部东西都处在网状结构中，互相之间是关联着的。而西方，世界是点一子化的，每一个在是它自身，与他者没有关系。西方有一套概念体系，比如组织、细胞、分子、原子、量子，或物态、元素、原子、量子，或电子、质子、中微子、介子、夸克，或主体、客体，等等，一路下来，全体都是以子来表达的。以子表达，就意味着，子是本位的，子和子之间，只有子的实现和完善，然后才有子和子的关系。此间，子是第一位的。
而关系模型则不然，它是先有关系、关联的混元状态，然后才有点或子。关系是第一位的，子是第二位的。所以，东西方所预设的文化模型，是不一样的。关于点一子模型、关系模型的话题，就简单交代这几句，有兴趣，大家可以去翻翻书，书里面写的有。
法律是当事人的合意，法律是一种契约。法律利用人们恶的欲求，实现以恶制恶、以利益换利益的需求。法律以分的方式来达到社会秩序的目标。
这样一种制度，它的好处是什么？它的好处是满足了个人的最大利益需求和最大的欲望需求。它不好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个体和个体、个体和社会始终处在对立状态、对抗状态，让社会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。这种紧张的拉力有时候也会弄得人们之间关系紧张。比方，我们看到西方社会中，容易出现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，形成社群关系、社会关系的陌生化。哪怕我们是邻居，我们是对门住的，住了30年，但我从来没跟你讲过一句话，从来不跟你打一个招呼。这种现象在中国这种农业社会里，是不能想象的。当然，现如今中国城市里的人也差不多了，与西方一样了。
社群关系陌生化的结果是什么？它会导致所有社会事务都要通过法律来解决，不通过法律解决不了。这里，我们可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我们大家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文化名人叫李敖——这里不讲李敖，而是讲他女儿的故事——李敖有一个女儿叫李文，李文在顺义的一个别墅里住着。2003年12月，这个李文就把别墅的业主给告了。告的原因是，因为那个业主要解除与她的合同，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她。本来，他们合同的租期是很长的，现在要中止合同。为什么要中止合同呢？因为她身边所有的住户、邻居都烦死她了。为什么烦死她了呢？她成天敲别人家的门，什么，你的衣服不能这样晾，你的狗不能随便在地上走，你的什么什么。任何人家凡是有一点她认为有违背公共秩序、公共利益、公共景观的事情，她都干预，以至于所有的邻居聚集起来反对她，业主也觉得受不了。实在无奈，业主也只好出此下策，解除合同赔钱算了。可是，这个李文死活不干，一气之下，告到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去了。后事如何，我们暂且不去管它。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，李文的观念，代表了如下法律理念：以个人本位为原则和前提，进而建构一套公共规则，规则便是所有人公共生活的依凭。李文就适合这样的规则，她以典型的个人本位的方式，去关心集体、关心公共领域，即，我的利益必须首先得到保护，为此，我一定要去关心公共利益。但是，中国的一些老百姓脑子里还没这个弦。他们的想法很天然，晾衣服是千百年的习惯，在我家的院子里，我的衣服爱晾哪儿晾哪儿，你管得着吗，你管的太宽了，我晾衣服你还要管，难道叫我不晾衣服！
李文与别墅区内居民的冲突，表面看，表现出来的是法律问题，其实是伦理形态的冲突。前面说到，伦理形态有熟人伦理、地域伦理、群域伦理、契约伦理、公共伦理、人域公共伦理，等等。在中国，熟人伦理、地域伦理、群域伦理，及人域公共伦理十分丰厚，其各种法律现象均是这些伦理的外化产物，而缺失的恰恰是契约伦理、公共伦理。
契约伦理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伦理，它足以解决陌生人之间的交易、交往冲突和得失，即，它可让人们很理性地对待陌生者，不仅陌生人之间无有性命之忧，而且还可以正常交往，营造秩序和正义。
公共伦理则是在契约伦理的基础上，用以解决社会公共利益、公共得失、公共秩序的善意基础，它排斥熟人、群域的狭隘前提，倡导理性智能和价值精神，其目的是为了建构公共生活的合理、有序、健康、愉悦、品位。为此，它主张为了个人的私利需求而自律，而限制自利对公共利益的伤害。
基本上，当今世界，其主流伦理形态是地域伦理、群域伦理、契约伦理和公共伦理，而且，后两种伦理更具主宰趋势。而中国呢，后两种伦理恰恰是陌生的，大多数人还生活在前两种伦理形态中，甚或还生活在熟人伦理之中。这正是我们社会观念基础的落差，它导致了现实生活与世界文明潮流之间的一种紧张状态。无论在国内，还是出国旅游，我们经常看见报道，在公共场所，中国人举止不文明，什么随地吐痰、抽烟、丢垃圾、高声叫嚷，等等。这些在今天的环境中，已经被公共伦理判定为错误、不文明，而中国人并不以为然，他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的自然状态中。可见，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指责谁谁谁怎么啦，就万事大吉，应该检讨我们的道德教育。可以说，伦理类型的转型，是更为根本的教育责任。
所以，李文的行为，在社群本位，以及政治统治本位的社会，在熟人伦理、群域伦理、地域伦理的观念之下，是很难理喻的一种现象，但在个人本位的功利社会，在公共伦理的观念之下，它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。以此亦知，主体本位的法律向公共本位的法律转型，较之社群本位、统治本位的法律要容易得多。其中机巧在于，个人再有意志，永远也不可能比群体意志、组织起来的意志更具负面影响。
以上是三种世俗社会法律形态的概述，还有一些可能的形态我们就忽略不计了，比如说宗教法律形态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。大体说，具体的人域法体系，就是上述人域法形态一加二加三的结果。当然，具体的法律形态肯定还有别的要素，这里也忽略不计了，宗教社会的情形也不计较了。
取其大要，则知，人域法便是包括这样几个不同法律形态和制度形态的法律现象。它的真实是由其变异形态构成的，其常态只存在理想之中。然而，不可轻视常态或理想态，它实是所有变态的共主。或说，它提供着所有变态法律所共有的东西。这就是善的向往。当然，因为变态，就有距离善远近的问题。这个问题留待大家思考，我们不在这儿讨论了。
依据上述判断，如果要讨论东西方法律体系的差别，也可以做定性的人为判断。我们可否推定，人域法之变态中，一加二，可能比较像中国的法律形态；二加三比较像西方的法律形态。注意，这只是一种说法，一个人为的说法，并非定论，不是丁是丁、卯是卯的判断。
这一章，我们讨论了人域法现象——它的兴起和形态。由此，我们理解了什么呢？我们讲到了人域法的兴起。人域法为什么兴起呢？人域法兴起于人类反神祛魅、断裂自然本根伦理以后，所必须的自我救济、自我安顿，是这种救济和安顿的制度安排。
但是，不能因此认为，这个制度它与自然、与神没有关系，其实它们都与自然或神有这样、那样的关系。在东方，天道自然法则具有本原价值，所有人域法，不论它具体为什么法则，都是天道自然法则的演化和延伸，所以，如中国法，就成了四维同构的规则体系；在西方，我们也看到，西方法律体系中的几根支柱性构件：主体、所有权、契约，也是赖神所赐，即是神在放弃了人域事务之后，不忍人类自残毁灭，而教给人类解决冲突、调和纷争的机巧。所以，此也说明，它与神（宗教神）有不可割裂的关系。以上说明，人类制度，人域法的发生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更不是人类凭空想象出来的，而是有非常深厚的背景渊源。是这种渊源的推使才慢慢形成的制度体系。所以，我们在尊重当下的制度、当下的法律规则的时候，也应当好好地去理解一下这些渊源本身；所以，我们对自然、天道，对宗教，甚或对原神要有适度的尊敬感，这样，才可以理解我们今天法律的所以然，否则你就理不明白。
此外，我们还要理解，法律走到今天并不是终点。前面我们说到，中国法形态，就其价值导向而言，它跟宇宙是同态的，缺失的是地域社会至人域社会至人际世界的中间形态；而根据西方的法律逻辑、法律体系，它是由内向外扩散的一个体系，这种扩张其实也是没有边界的，并不因为现在人没有认识到最后边界，这种扩张就会停止，可以肯定地说，在达到它应该达到的边界以前，它还要继续扩张下去，直至人域法全境。所以我想，人域法在今天，它的发展过程中还没有达到应然的鼎盛时期，还没有达到它应当达到的境地。因此，我们有责任去推动它的演化，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去改，要去变。比方说，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主体的变革问题，要谈到的法治的意义和价值问题，要谈到的人际同构法的含义问题，都属于我们要去推动的东西。
在这些未来的推动里，我想在座的诸位都有一种责任，你们来这儿，不仅仅是为了将来有迁升的机会，有多拿工资的机会，还有一个责任-----有限责任啊——那就是，你还得把对法的理解、把握、会通、领悟这样一种内在的东西，贯彻到你的职业里面去，弘扬到你的生活中去。以此，才能真正体现出我在早些时候给你们说过的一句话：通过法律的路径，透过法律的视野，去体悟一下人之所以为人。我想，这应该是你们来这儿坐着，在这儿听课，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如果你终其一生，只是说有一份职业做，涨了几块钱的工资，升为一个什么处长、厅长，也不过尔尔。你还是个糊涂虫。如果你真正地理解了人生的真谛，懂得了法律内在价值理念和它的这种追求、向往，那么，你这一生就会过得很充实、很丰厚。
原作P390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