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节 法治之父：吕库古
理解法治，除了必须满足上面的三个要件（支柱）以外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即法治依赖什么样的背景成立？为什么要依赖这种背景？我想，这个背景主要来自于神——神的命令、神的意志。
前面，我们讲神的时候，已经讲了很多神与法律的关联关系。在一般的关系之外，我觉得应该强调一下以下命题，即没有神的意志，西方法律就不可能产生出来。何以如此呢？这里，我重点讲一下一个人和他的事，即可获得理解。
这个人叫吕库古。中文里这个名字的翻译有好几种，有人译莱库古，有人译吕库尔戈斯。不管翻译成什么，指的就是这个人，我们用吕库古，这个名字比较简单，也符合中文习惯。吕库古是什么人物？为什么我们要把吕库古放到这儿来讨论呢？原因是，吕库古有一个称号，叫“西方法治之父”。我想，这个称号足够让我们对他重视。现在，一个人如果被称为什么什么之父，就说明他对某一样东西或事业的架构和制造，有很大的开创之功。而被称为西方法治之父，这就意味着，他与法治有直接的关系，这样才可以被人尊称，否则不会有人给他这样一个称号。
吕库古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，也就是距今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。这么久的一个人物，对法治有什么样的贡献呢？我们现在来看一看，这个人有什么历史地位。此亦说明，西方法治起源甚早，距今有3000年历史，实际上应该还不止。吕库古是斯巴达城邦的摄政王，其实他也当过国王。一提到摄政王，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跟这个称号有点相关的另外一个人物，这就是中国西周的政治家周公姬旦。考察起来，周公姬旦和他类似的地方还真不少。
比如说，他们生活的时代很接近，周公是公元前11世纪，吕库古是公元前9世纪，相差200年左右。这也说明，这个时代也很特别，即它是人类进人解释哲学以后，开始进行文化缔造的一个很重要的时代。中国出了一个周公，对中国后世3000年的影响很大，而吕库古，作为西方法治之父，意味着他对整个西方的文化、历史、制度，也有很大贡献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比较相似的地方。比方说，周公姬旦也当过摄政王，而且，这两位政治家都是从兄长手中接管政权的，亦都被其兄长指定为国王，是他们放弃了国王位，转而为摄政王的。
他们还是各自地域社会精神文化的承传者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知道，现在，一说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，一定要说到中国古代的几部经书，说得通俗一点，就是古代的“五经”——“五经”由孔子删定，有时也说是“六经”，“六经”除了《春秋》一部经与周公没关系之外，其他五部经书——都与周公有直接或间接关系，对不对。《周易》是他亲自编撰的，《尚书》里有近10篇文章出自他的手，《诗经》是他下令搜集的，《周礼》是他写的，《乐经》也是他写的。你想想看，这六部书的大部分不是他编的，就是他写的，而中国文化就是靠这几部书来维系的。可见，这个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很重要。吕库古同样重要。一提到西方，我们动不动就要提荷马，《荷马史诗》为什么会流转下来？也是因为吕库古。据说，吕库古旅游到希腊的亚洲部分（就是今天的土耳其）的时候，得知这里有一户人家，收藏了一部荷马写的诗歌手稿，他便去拜访这户人家，并在他家里把这部书稿看完了。看完后，他很高兴，说这书写得真棒，当场就手抄了一份，让他的下人送回国内。于是，《荷马史诗》就流传下来了。可以这么说，通过他的手，《荷马史诗》才得以流传下来，如果没有他，就没有《荷马史诗》。我们都知道，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，一个是《荷马史诗》，一个是《旧约》，这两个东西是西方文化的源头。这说明，他们在这方面太相似了。
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，就是两个人当了摄政王以后，都遭到了别人的诽谤，这个也非常相像。不过，在面临毁谤之后，两个人的处理方式就不一样了。周公采取暴力镇压，东征三年，把造谣者杀的杀、关的关、罚的罚。而吕库古的处理方式则大不一样，别人造他的谣，造了谣怎么办，他自己不干了，他把自己流放了。在流放的13年间，他到过埃及、土耳其、两河、伊朗，还到了印度。在这13年间，他采访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、政治体制，然后悉心研究，从而制定了一套最好的制度，这个制度就是后来被称为法治的制度，这是他出人意料的地方。当然啦，周公平叛以后，也进行了制度体系的建构，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即是。可见，他们同时也是各自地域制度文明的缔造者。
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吕库古的主要业绩。吕库古的兄长是一位斯巴达国王，兄长不幸死掉了，死的时候，他把王位传给了吕库古。这样，他就当了国王。刚才说了，这一点和周公相似，周公在周武王死时，也被遗命为王，只是周公不愿意当，就让他的侄子姬诵当，并把遗嘱藏了起来。吕库古当王以后的一天，他嫂子来找他，透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，他的嫂子跟他说，她怀了他哥哥的遗腹子。现在，她要与她做国王的弟弟吕库古谈一桩交易。交易是什么呢？她说，我把这个小孩弄死，但你要娶我为妻。也就是说，她想继续当王后。吕库古开始不知道他哥哥有一个遗腹子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他心里头一下子炸了，不过，没有表现出来，因为这涉及的问题太大了。于是，他对他嫂子这样说，这样不好，你自己的小孩自己弄死太残忍，你还是回去生小孩，你把小孩生下来以后，交给我去弄死，其他的事待生完孩子再说。他嫂子很高兴，高高兴兴.回去生小孩去了。待他嫂子走后，他把手下的招来，告诉他手下的说，我嫂子生下小孩以后，如果是女孩，当场弄死，如果是男孩，不要经过她看见，直接抱过来交给我。
有一天，他正在组织开会的时候，他的侍卫突然抱着一个婴儿进来了，说是前王后刚刚生下来的孩子，是个男孩。这时，吕库古马上抱着这个婴儿站起来，举起那个婴儿，当场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宣布，老国王下台，新国王继位。所以，他没当几天国王就下来了，让这个婴儿当了国王。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全国人民都震惊不已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，突然被告知一个婴儿当了国王，很多人感觉很惊异，也感到很兴奋。可是，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很不高兴，谁呢？前王后。她为什么不高兴？她还想当王后，她现在能当吗？当不了。在西方，体制与东方不一样，它那个王虽然是终身制，却只限于这一代人的权利，国王死后，什么王后的特权跟着也就完了，没有什么王太后、太王太后之说。也即是说，你的原身份没有什么特别意义，现在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差别。而要想继续享受特权，她就得嫁给现任国王，这样就可以继续当王后。问题在于，她嫁给吕库古可以，但儿子当了王，她就没戏了，她不能嫁给自己亲生的儿子。吕库古的行为，断绝了她的念想，而她又不敢直接去找吕库古理论，因为当初说的，只是他们俩的事情，没有第三者在场，吕库古大可不认这个事。所以，她气得要命。气得要命怎么办？她有一个兄弟，也是一个贵族，她就教唆这个兄弟去造吕库古的谣，说这个吕库古欺诈全国人民，耍鬼把戏，怎么样怎么样。这一造谣，全国人民一想，这个事情真玄乎，怎么会突然抱一个婴儿过来当国王？左想右想都觉得不对。吕库古看到了大家对自己的不信任，被逼无奈，也顾不了许多，就宣布他不当摄政王，并把自己流放了。希腊历史上这样的事情还真不少，政治家弄不好就得把自己流放。
吕库古在外逛游了13年，那个国王小孩也长到了13岁。这个小孩子当然不知道怎么治国，全凭他妈和他舅舅这一帮人瞎鼓捣，结果国家被搞得一塌糊涂，全国人民都怀念吕库古，特别希望他回来执国政。于是，就派人去找他，还真把他找了回来。
回国之前，他先去德尔菲神庙求神谕。说也奇怪，他一走进神庙，那个神女祭司阿佩亚就说，啊，吕库古，你终于来了。我不知道，该把你当成人，还是把你当成神。这句欢迎词很高调，一般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待遇，他一进去人家就这样欢迎他，所以他心里很高兴，认为开了一个好头。接下来他便问神谕。他问神说，我想建立起人类历史上最完整的宪法制度，可不可行？神谕说，完全可行。我前面曾经说过，古希腊的神谕，通常都是模棱两可的答案，唯独对吕库古的回答是直接的，即他怎么问就怎么回答的，这是很特例的一件事情。不过，神谕对他有一个提醒，说，你所有的制度、规则都必须是不成文、口传的。问完神谕后，他就很高兴地回去了。
回去以后，他先开了一个公民大会，宣布了神谕的意思。实际上的意思应该是，我告诉你们，开始，我之所以走，是因为你们不信任我，我就走了。现在，你们非要我回来，请我回来，请我回来干什么，你们就只有听的份。所以他说，我将按照神的旨意去办事，你们要对神发誓，听从我的主张。这意思是说，我请示了神谕，神说我能够建立最好的制度，因此你们要听我的。这样一说以后，所有人都没辙了，大家都向神发誓，并且给了他绝对的权力。故知，斯巴达的整个宪法和法律制度是靠他一个人建立起来的。那么，他建立起了什么样的制度呢？我们来看一看。
他改革的第一类制度是政治体制。
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以下的内容。
第一，设置了一个30人的元老院。这是西方元老院的起源。他的这个制度有所来源，如果追溯它最早的出处，应该追到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长老会议。这个长老会议就是最早具有主体资格的家父共同体的权力机构，那些有资格的长老（即家父），都是国家权力的组织者，他们可以决定所有的重大事件，国王实际上只是一个执行者。在古代两河的时候，长老会议是非常设的权力机构，预事议制，并且，所有的长老都有资格参加会议，可斯巴达却有所不同。吕库古改造了这一制度，他使元老院成为常设机构，组成人员必须竞选产生。元老院由30位元老组成，通常只需选28个人就够了，国王是另外两个人的当然当选者。这两位国王有双票权，即，他们的一票视为两票，其他28个一人一票。这28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呢？条件包括，60岁以上（为什么叫元老，其中有一个年龄的因素）、守法公民、完成纳税义务、没有道德瑕疵。
第二，竞选。怎么个竞选法？他的竞选方法很简单，全体有公民权的人都到一个大广场上，坐成一排一排，面前放着一根木头，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棍棒。在坐着的人的前面，放着两排桌子，桌子中间有一个通道。然后在广场的旁边有几间小房子，共5间，这些房子是密封的，一间房子里坐着一个人，他们负责记票。由于房子是密封的，所以里面的人看不见外面的任何东西，只能听见外面的声音。参加竞选的元老——我来参加竞选，你也来参加竞选，我们——按照抽签的顺序，一个一个地从前面放着的两排桌子中间的夹道走过，一个人走过以后，停下来，过一会儿另外一个人再走。当被选举人走过的时候，下面的选举人就开始投票，投票的方法很简单，拿起手中的棍棒，敲前面的木头，如果你同意经过的人当选，你就狠狠地敲，如果你不同意，你就不用敲。坐在房子里记票的人，根据敲击声音的响亮程度，来记录当不当选，如果声音非常非常大，就当选，如果不大就不当选。房子里有五个人在记票，他们是分别记票，最后看五个人所记的结果是不是一样的，如果五个人记的不一样，就要看多数和少数，多数者当选。总共从中间选择28个人，这样，元老就选举完了。元老是终身制，如果出现了死亡，或者出现了严重的违法和道德问题，可以免掉。其补选方式同刚才一样，也是敲木头棒子，敲得响你就当选，敲得不响你就完了。
这是元老院。可以说，人类的竞选制度是从他这儿产生的。
第三，国王制度。斯巴达实行的是双国王制，两个国王也是古老的制度。前面说过，其实，它是一个战时国王，一个常任国王的制度。吕库古对国王的制度也有设置，其中，有一部分关于国王权利义务的规定，这个规定的内容很多，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点。国王的一个权力是开战权，就是宜布对哪个群体或地区作战，这是国王的权力。但是，国王有一个相对应的义务，即，一旦开仗，国王必须站在第一位，要死你就第一个死，如果没死那是侥幸，要死就先死。这个规则是一个很厉害的规则，它意味着，国王你不能宣布开战，而你不去打仗，门儿都没有。然后，国王其他的权利还有很多，比方说，献祭的时候，国王坐在首席，奉献完了，祭品必须分配，杀的猪马牛羊全在，要分配那些肉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，国王有权得双份，这就比别人占便宜多了，得双份，很了不得。然后，还有一个规定，就是体育比赛、竞技比赛的时候，最好的位子留给国王，这也是一项权利。你不要小看了这个权利，这个权利在古代是一项很重要的权利。因为，观摩那些比赛，是每个人的一项荣誉。然后另外的权利还有，如果哪一个家庭死了父亲，家父的管理权终止，这个时候，如果这个家庭有女孩子要嫁人，国王有权帮她选女婿，这也是一项权利。还有一个权利是，国王死的时候，全国的妇女都必须披麻戴孝，还规定了哭丧的时间，是多久，记不得了，别人没有这个待遇。
以上是国王诸多的权利和特权。当然，国王在国家管理方面义务也不少，打仗时第一个送死是最大的一个，其他的还有一些，我们不多说了。可见，在斯巴达，国王制度不是自说的，不是说国王想当然，要怎么就怎么样，而是通过法律规定下来，一点都不能乱来。故是政治改革里的主要制度。
第四，设置阿佩拉曾会议。这个阿佩拉曾会议是个什么会议呢？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国民大会。这个国民大会，它的权利由法律规定。按规定，阿佩拉曾会议只有通过和否定提案的权利，没有提案的权利。这一句话听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这是分权抗衡的原始方式。它意味着，阿佩拉曾可以否定提案，退回给国王或元老院；阿佩拉曾也可以通过提案，使之成为法律。但，你不能说，你这个提案不完整，我阿佩拉曾给你改两个字（改动改动），让你们过了。这个不允许。所以，阿佩拉曾会议自己没有提案权，补充一下都不行，你只有过或不过的权力。一个非常简单的规则，却是真正的分权规则。剩下的问题是，谁有提案权？元老院和国王都有提案权，他们提一个提案来，过还是不过，由阿佩拉曾自己决定。过就是法律，不过就不是法律。阿佩拉曾的权利就是这样规定下来的。
第五，设置五长老法庭。还有一个是五长老法庭，它是司法机构。这个司法机构，由几个长老组成，他们审判一般的案件，重大的案件国王要亲自参加监审。我们看到，基本上，在这个宪政体系里，吕库古已经把西方三权分立的架构拉出来了，这就是后世为什么称他为西方法治之父的原因。应该说，这个称呼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第二类制度是经济制度。
经济体制改革，有很多也很有趣，和我们后来的一些制度有关系。
第一，吕库古重新分配土地，每个人保留的大概是15公顷，其他多的土地全部公有，分给没有地的人。他此举的目的是希望消除贫富差距。因为，他回国的时候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贫困得非常厉害，有的富得不得了，有的穷得没饭吃。当然，这些人都是指贵族，不包括奴隶。我曾说过，法律上，奴隶、外来人，都不算人。吕库古试图通过平均分配土地的方式，去解决这些贫富悬殊问题。
第二，他更大的一招，在改革货币方面。原来，斯巴达流通的货币是硬通货，也就是金币、银币，现在，他下令全国不准金币、银币流通，只准铁币流通。大家想一想，把金币、银币换成铁币，有什么后果？现在我们来数一数后果。第一个后果，比如，原来我家里有10斤黄金，现在换成了铁币，变成了一大屋子钱，看起来，钱多了，心态会比较好，但是，接下来就有问题了；第二个后果，原来的硬通货，质量高，体积小，我找一块布一包，随便放在哪里，很容易收藏，现在10斤黄金换成铁，可能要换一大屋子钱，库存负担加重了；第三个后果，原来10斤黄金一藏就藏起来了，外人很难知道，而铁币则是一大堆，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我家里有钱；第四个后果，原来想买东西，揣点碎银子、碎金子，我一个人就可以搞掂，现在，我要买稍微贵点的东西，还要找人帮我挑钱，麻烦多；第五个后果，硬通货是全世界流通的货币，走出希腊都管用，人家认识黄金，认识白银，现在，铁钱就我斯巴达一个国家用，不用说走出希腊，走出斯巴达别人就不认了，破铜烂铁到处都是，谁稀罕，这意味着，你不能与别人做买卖，拦截死了国门；第六个后果，还有一个更重大的问题，斯巴达地处地中海的一个半岛上，这个地中海属海洋性气候，空气中什么成分多？盐分多，当然还有潮湿，这些和铁有一种什么关系？氧化反应，对吧，第一个月，看着钱多，我高兴，第二个月，我依然高兴，第三个月，我看着可能就有些不对头了，再过半年，一屋子钱就变成了一堆锈铁渣滓，旧了，没有用了，我上半年是富翁，下半年就变成穷光蛋。用货币贬值的方式调节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形态，这种事情，第一个就发生在吕库古这儿。如此方式，最终当然就改变了斯巴达的贫富状况。这是一招。
第三，还有一招，这一招我们可能都熟悉。你们听说过中国1958年的时候，曾经弄了一个什么制度？
学生答：人民公社。
对，人民公社。人民公社制度的主要内容是，土地公有，各取所需。其中，公共食堂（俗称大锅饭）是主要的表现形式。它是说，一个生产大队，或一个生产小队（人民公社下属的组织单位，大队通常是一个大村子，或一个包括若干自然村的行政村；小队则是自然村居多）成立一间公共食堂，每天做非常多的饭，任何一个人（不限于本大队、小队）都可以来吃，有肉吃肉，有饭吃饭，吃饱了、喝足了，你可以走人，不用支付，也不用管收拾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，有人帮你清理。这个制度叫公共食堂。那么，这个制度从哪儿来的呢？就是吕库古干的。
吕库古把斯巴达全国变成若干个食堂，规定，所有的人——这个所有人还是指贵族——都必须到公共食堂就餐，否则，你得放弃政治权利。吕库古的制度是这样设计的，每个人给你15公顷土地，但，其中收成的85%要交到公社，15%留给自己用。你想一想，85%都交公了，你不到食堂吃饭，岂不亏死了。所以，为了不吃亏，你不去也得去。可是，吃食堂里的饭，对穷人来说，是大好事，而对富人来说，则不好。原因是，按规定，那个食堂是四菜一汤，基本上是粗茶淡饭、大锅饭，多放几瓢水，多撒两把盐，煮熟了，捞出来，吃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穷人当然高兴，至少天天管饱，富人就吃得很不爽。那富人能不能在家里吃饭呢？在家里吃，理论上可以，事实上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行？按照规定，一个公民每月超过几餐不在公共食堂吃饭，就得给你记上一笔，这就意味着，你有了德行上的劣迹了。以后，凡属政治权利这样的利益，就会因此与你无关。比如说，在竞选的时候，你就没戏了。所以呢，为了将来能成为政治领导人物，我必须从现在开始循规蹈矩，严守规则。当然，也有例外，两种情况之下，你可以回家吃饭。第一个例外是，从事宗教活动过了开饭时间，你可以回家吃饭，这项规定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，大家从事宗教活动都很卖力，这样，好歹可以指望回家吃好一点；第二个例外，如果是外出打猎，错过了开饭时间，可以回家吃一顿，不过，这一规则里，还有一个小制度制衡它，那就是猎物的85%要充公。
大家想想看，吕库古的这些制度让人们，尤其是富人有什么样的感觉。最后弄得大家吃也不对，不吃也不对。而更要命的是，所有这些制度都是他们自己讨来的。因为把吕库古请回来的是他们，向神发誓遵守吕库古的改革的，也是他们，现在，正是他搞的这些鬼东西反过来折腾你，所以，所有的贵族都不敢说话，真是哑巴吃黄连，吃闷亏。原来，各人在家吃得那么好，现在，吃大锅饭，一瓢水，一瓢汤，和那些穷人在一块吃饭，而且还要听他们唠叨……他们心中的那个气呀，都快爆炸了。后来，他们终于慢慢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想整治整治吕库古，以解心头之恨。他们找到一个小伙子，这个小伙子年轻，不懂事，老人们一挑，果然就来气了。有一天，吕库古刚吃完饭，从食堂往外走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这个小伙子从后面拉住了吕库古，找茬，没说两句话，一拳头就出去了，结果把他的一只眼睛打瞎了。后来，吕库古只有一只眼睛。这个事情算不算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？如此情形之下，你们想想，吕库古是如何处理这个事件呢？怎么着？把他也打一顿？
学生回答：关监狱、服苦役、劳动改造。
还有什么方式？
学生回答：……
什么？没听见。
学生回答：吕库古把自己弄伤。
把自己再弄伤？那是为什么？
学生回答：舍身喂虎。
这个意思？没有意义，他没有虎可喂呀，他把自己再弄伤，砍掉一个胳膊，又怎么样，没起到什么好作用。这个思路不对。这里不是别人没饭吃，砍一只胳膊给别人吃一顿的问题。我们一般地会这样理解，这个小子，他触犯了国家法律，人的眼睛是身体器官中比较重要的，如果我们现在把一个人打瞎了，也要负一定的责任，这在哪个社会也是合情、合理、合法的处置，况且，吕库古不是一般人，他是国家的领袖。但是，吕库古作为一个政治家，他的处理问题方式还是大出意料的。他是怎么处理的呢？他满脸流着血，没说任何话，只是拉住那个小伙子的手，把那个小伙子牵走了。牵到哪儿去了呢？他让这个小伙子在他家里住下来，从此之后，压根儿就不提这个打伤的事，一个字也不说。在伴住的一个月中，这个小伙子天天看着吕库古的生活，怎么起床，怎么洗漱，怎么处理公务，怎么待人接物，等等。一个月以后，这个小伙子被感动得五体投地，后来成了他的忠实追随者。这个处理结果满不满意？满意吧。政治家就要这样干，政治家不能太重得失，一只眼睛打掉了算什么，半个脑袋掉了都没事，对不对。
这是有关经济制度的改革。经济改革中还有一个制度，就是反对奢侈浪费，不准穿好衣服。其实，斯巴达人已经没有钱买好衣服穿了，所有的钱都没有了，家里头就只有废铁一大堆。即使有钱也没有用，吃饭不用钱，穿衣服就是粗布，没有地方消费，后来，这些个钱就自动没了。
第三类制度是婚姻制度。
婚姻制度他也做了很多改革。关于婚姻，吕库古有一个定义。婚姻是干嘛的呢？婚姻就是为了传宗接代，其他没有任何意义。这就不像现代人，或别的地方人所理解的，什么婚姻首先得有爱情，还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，等等。吕库古不这样认为，他的观点非常赤裸裸：男女之间就只是性关系和性行为，性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健康的后代。他只需要健康的后代。所以他规定，所有原来贵族有钱的人，可以多找妻妾，或者找美貌少女，现在改革了，只有年轻、帅的、身体健壮的小伙子，才有优先权去挑选美丽的少女，而且可以试婚。也就是说，小伙子对某个女孩子要是觉得不满意，他可以不要，再试别的女孩子，直到他满意为止。这样做的结果是，美丽女孩子被人家挑完了，剩下的要么是年龄大的，要么是有问题的，总之是不好的。如果我长得不帅，或健康不太好，也没有了好女孩子，那我不找，单身行不行？不行。他规定，你不找一个女人结婚，还要给你惩罚。惩罚的方式是，冬天很冷的时候，让你赤身裸体，绕市场每天跑40圈，直到你找一个女人结婚为止。所以，好赖也得找一个。他这样规定的理由在于，你可能不帅，或不太健康，但，你生的孩子说不定是健康的、帅的。他急需为国家增添人口，所以强迫大家结婚。
为了实现这个目的，他强迫人们淡化两性的神秘感。他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定，所有的小伙子，实际上是裸体生活，每人的行头就是一件披风，白天是衣服，晚上当被子，不论冬天还是夏天，别的衣服不让穿。而那些女孩子穿什么衣服呢？实际上就是超短裙。这个服饰到现在还保存下来了，今天的超短裙就是从他这里起源的。只是，那时候斯巴达的女孩子穿得比现在更开放，她们只穿一件连衣超短裙，里面不再有别的衣服，不准穿内裤（那时也没有裤子，有裆裤起源于汉代的司马相如）。而且，这个连衣超短裙只有一只袖子，另一只是无袖的，超短裙两边要开衩，衩要开到腰部来，实际上就是两片布。他认为，两性就不应该有什么神秘感，应该是赤裸裸的，人与动物在性的方面没有什么差别。
如果我生出的小孩不健康怎么办？不健康他有办法对付。小孩一生下来，第一个见到的绝不是父亲、母亲，他设置了一个政府专职官员，这个人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产科医生，他既负责助产，也负责对刚出生的小孩做身体检查，一检查出有残疾的小孩，马上丢到山沟里去了，只有健康的小孩保留下来交给父母养。这是有关婚姻的制度。
第四类制度是教育制度。
他的教育理念和我们现代人理解的不一样，现代教育是教人读书识字，明白道理，学专业知识，人家不这样干，他认为，教育就是为了培养战士。为此，他设置了如下制度。斯巴达人家的小孩养到7岁，父母就管不着，必须交公。政府成立有一个专门组织，负责教育、管理这些少年儿童。这样的组织中国过去也有，西方现在也有，西方叫童子军，中国叫什么？儿童团。可见，儿童团、童子军也是吕库古发明的。这些小孩子被编成5个人一个小组，几个小组合成一个班，几个班组成一个连。这样，就有了一个准军事的建制。这些个小孩的组织之中，每一个小组、班、连，均选出一个组长、班长、连长，他们实行连坐制度。也就是，一个单位里有一个小孩犯事，其他的小孩要受同样的惩罚。所以，每个人必须眼睛盯着别人，你不能犯事，你犯事我就告状。他们的惩罚是什么惩罚呢？这个建制还有最关键的一个组织者，这就是大队长。若干连设置一个大队，设有教官一人，大概是20岁左右的优秀青少年担任。这个教官的权力特别大，所有别人都不能干预。他对付犯事的小孩的办法就是拿鞭子抽，抽到什么时候呢？抽到流血为止，不流血不叫惩罚，而且是连带地抽，一个人犯事，几个人跟着抽，那是赤身裸体地被抽。你说，我披着披风抽，门儿都没有。
训练的内容就是，不论冬天、夏天，赤身裸体地摸爬滚打，不教你读书识字，而且也不跟你说话，儿童相互之间也不准说闲话、聊天，否则就要受罚。所以，整个斯巴达人培养到成年以后，都有一个明显的行为特征：话很少，不说话。
有一个说法，说，古希腊有两个社会是完全对立的，这两个社会，便是雅典和斯巴达。它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对抗、竞争，其中的一个行为表征便是，雅典人的话特别多，而斯巴达人则是完全相反，几棍棒都打不出一句话来。像雅典的苏格拉底是比较典型的好说者，传说他碰到一个树桩都能说三个小时。我们前面说了苏格拉底很多的故事，知道他早上一起床，也是一件披风（他可能穿着别的衣服，早上起来，披风）往背上一搭，就穿一双破鞋子出门了，不洗脸的。然后这个时候，就有一个连续性的动作跟着发生，他老婆会从后面一盆水兜头上淋下来。这大约是世界上泼妇这个名词的来源。他的老婆家里比较富有，老婆陪嫁的时候陪嫁了一个小庄园给他，而他是不管事的，一切由他老婆打理，他老婆烦死他了。他的工作就是成天到处找人说话，找人讨论，什么叫勇敢？什么叫正义？什么叫公平？等等。碰上谁就问人家，你懂不懂，回答了，再接着问，问到最后，直到把人家问傻了，别人都无话可说，这时，他又会说，我最无知，我什么都不懂。你说，这种人招不招人烦，不但他老婆烦他，而且别的人也烦他。为什么最后他被判死刑，有一部分原因在于，大家觉得最好把这个人处理掉，要不然他们受不了。你们看，这就是典型的雅典人。碰到任何一个人，他都能够跟你说得上话，他们善于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、无聊的话。用今天的语言说，他们擅长讨论抽象问题，形而上的问题，和现实生活不搭界的问题。
而斯巴达人则不然。你跟他说了一天，他的回答始终就是嗯、啊，完了。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个国家受到了外敌入侵，就派大使到斯巴达，向斯巴达元老院请求支持。这个人在斯巴达元老院发表请求演说，讲了好几个小时，还没讲到正题，这时候，有一个斯巴达元老站起来说，尊敬的先生，你打住，你不就是要借面粉吗？你别讲口袋，直接讲借面粉好了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应该这样理解，有人想借面粉，但面粉得用口袋装，而这个口袋用什么材料制成的，这个口袋怎么编织的，等等，其实是与借面粉无关的。来人本意是要借兵打仗，却一直没有讲到借面粉（借兵的）事上来，尽说一些无关的废话，所以斯巴达人就着急了，要他别讲口袋的事情，直接讲借面粉（兵）的事。大抵上，这个来使很擅长演说，试图用优美的话语来打动斯巴达人，不料，斯巴达人不买这个账，结果岔住了。
这个故事典型地说明了斯巴达人特别少话。因为，他们的教育不是培养你说，而是培养你做，培养战士。那些小孩从7岁开始进人教育体系以后，一直到12岁教育完成。教育完成时有一个结业考试。这个考试很简单，即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，偷一样东西回来，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这个考试有点不道德，给人的感觉是教人偷。其实，斯巴达人的一套制度和行为方式，并不难理解，因为他们生存在强盗社会，强盗干的就是偷、抢这样的事，它是不需要规则的，不同的只是，斯巴达人把这种行径推到了极端，并且制度化了。传说，有一天，一个12岁的小伙子在进行毕业考试，他到处找不着考题，最后他来到山上，找到了一个狐狸窝，便抓了一只半大的狐狸。他很高兴，就用披风把狐狸往怀里一裹，掉头往回走。这只狐狸开始抱着也没什么，也许是肚子饿了，也许是闻到了肉香，就在他的怀里把他的肚子咬开，扒出肠子吃起来。限于规则和荣誉，这个少年一路忍着剧烈的疼痛，吊着肠子往回跑，回到考场，卷子一交，倒地上就死了，他也毕业了。
大家想一想，这种培养制度，这种体制，能不培养出战士吗？吕库古要培养的就是斗士。后来，为什么斯巴达人打仗都非常牛，打得满天下闻风丧胆，300个人敢与几百万人对抗，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。经过这样的训练，他们什么都不怕，一个人也能面对全世界，100个人同样能面对全世界，不是我们人少，我们就不打了，从来不这样。
还有其他一些制度的改革和建构，比方说丧葬制度。原来死人很隆重，穿衣、裹足、找棺材，找地方，不一忙乎。吕库古觉得，哪儿来哪儿去，怎么来怎么去。你不是赤身裸体来的吗？那么，你死的时候就应该同样赤身裸体，充其量用一张褶子一卷，就在市场上挖一个坑，埋了就完了。
吕库古建构的制度主要就是这些，还有一些小的，我们就不说它了。
制度建构完了以后——我们想一想吕库古还会干什么？他的任务当然是想让这个制度长存下去，能被整个斯巴达社会坚持下去。于是，他召集了全体斯巴达人开会。会上，他宣布一件事情，说，我打算去一趟德尔斐，去问问神，我们建立的这个制度好不好。现在，我要你们所有人发誓，在我回来之前，对我创建的制度一个字都不能改。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有什么了不得，你不就是去德尔斐吗？去德尔斐，行。于是乎，所有人都发誓说，在你回来之前，我们绝不改变你建立的制度。人们发誓完了，他就高兴地走了。他去了德尔斐神庙，首先问神，我建构的这个制度好不好？神说，你建立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、最好的制度。他很高兴，把这个神谕写下来，派他的手下送回斯巴达去了。然后，他又重新焚香沐浴，再问神，一个政治家最高的使命和价值，就是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安全，为制度的架构而献身，现在，你既然说我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，那么，我就应该为我的制度献身。为此，他决定说完这个请求以后，就不回去了。至于他是怎么死的，有两种说法。有的说他是在庙里坐化了，有的说他在附近的山里饿死的。不管怎么死的，反正他没有再回斯巴达去。
然而，这一不回去的后果是什么？斯巴达人就苦了。斯巴达人发誓说，他回去之前，这个他所建立的制度不能改，现在，他永远不再回来了，斯巴达人就永远不能改变他的制度。事实也的确如此。他以后，斯巴达一共经历了14代国王，500余年，他所建的制度没改一个字。一直持续了500多年，你就能够想象得出来吗？为什么西方的制度那么有效，现在找到源头了吧。
这里面，有人为制度的合理、合法、有效献身。这种政治精神，值得思考。他不是为别的献身，就为制度献身。想想看，我们中国有哪个政治家曾为制度献身？没有，对吧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他的制度是接受神的命令、意志来建构的，并且其他人也都对神发过誓，他回来之前所有人都不能改动这个制度，这个所有人也包括后代。那就是说，制度一经建构人们就只有遵守的份了，就是制度不好也不能改。正因为此，我们最后才看到了将近500年不曾改变的结果。
前面说到，当年，波斯的薛西斯二世，率领几百万大军，想征服希腊。他们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，进入欧洲，却被300个斯巴达人把他的队伍给挡住了。挡住的地方叫温泉关，是一处濒海的狭窄关隘。在关隘外的山上，薛西斯二世看见战场上的情景，他气坏了，但还不得不称赞斯巴达人。他之所以气坏了，是看到自己的几百万人打不了300个人，让他心里面很窝火；而要赞扬斯巴达人，则是觉得斯巴达人太不可思议了。于是，他就找来一个人，想知道究竟。这个人是前斯巴达的国王，叫戴玛拉托斯，因为犯有过错，被流放出了斯巴达，他便投奔了波斯。这个戴玛拉托斯对薛西斯二世说了很长一段有关斯巴达人的话，基本精神是这样的。他说，斯巴达人你千万不要小瞧他，他作为一个人可以面对全世界，他要是一个整体，那就更不可思议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原因是因为，这个社会的人，都对神的意志、对法律有一种几乎本能的信仰和崇拜，所以他们能够坚守下去，能够战胜任何敌人。这个话最后果然被印证了，我们前面说过，这300个人在战地的山崖上写了一条标语，说“过路人，请告诉拉凯戴孟人，我们是为了遵守神的法律、神的命令而战死在此的。”
我想，说到这里，关于法治，你们现在应该有一点印象了。有没有点印象？这个制度可不是我们想当然的一个制度，它是从西方文化之根里生发的一种制度，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一种制度，是经过特殊历史的熏陶和缔造，才获得的一种制度。它里面既有人类的智慧，也有英雄们的贡献，还包括西方人才有的独特的东西，而这些东西，恰恰是东方社会很弱化的。
原作P44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