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节 人际同构法的法理问题
下面，我们要讨论的是人际同构法的法理问题。问题很多，我们看看哪些法理问题值得关注，找出重要的来讨论一下。
第一个问题，主体延伸问题。
我们前面解释西方法律体系时，已把它认定为主体构成性的法律体系。原因在于，首先，这个法律体系起源于主体的意志；其次，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主体的利益，保护特权者的利益；再次，它的状况和发展，依赖于主体范围的改变程度。所以，主体构成性的法律体系，就成了我们理解法律现象的一个重要平台。我们刚才说到，因为主体的存在，因为它是一种保护特权的规则，所以，我们今天碰到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，即，这个已有的规则和法律体系，不能够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人与自然环境的秩序中，也就是不能直接移植到人际同构法中去。然而，我们刚才还说到，如果我们进行彻底的法律革命，放弃这个体系，好像也不行。
这意味着，我们碰到了两难的境地。这种两难是什么呢？
1、主体的概念重定义
第一，法律只保护主体的利益，不保护非主体的利益，那么，环境、自然、生态要素要受到保护，而现有的法律却没有这种功能和价值，这是第一。
第二，如果放弃主体，则导致传统法律体系的崩溃。
这种崩溃的后果是多重意义上的，一是规则体系的崩溃；二是知识体系的崩溃；三是成千上万的从业者不答应，他们要失业了，他们所学的东西没有用了。我曾经说到，你们20多岁的人还好办一点，可以重新学，而像我们这个年龄以上的人就比较难了，怎么学？一大把年纪，不好学了。没有学，就没有专业，没有专业就没有饭吃，从而生存就有问题了。可见，面对这样的问题，完全放弃也不现实了。所以，该怎么办？不能放弃人域法，特别是其中的主体概念，这就意味着，我们得保留这个冲突。
第三，生态、环境虽然不是主动者，不能像罗马那些平民那样发生起义、发动兵变（自然环境不可能这样的），但是，生态要素也有招，大不的我先死，你后死。
这是一种被动的招式，最后让你也乖乖地就范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你不保护自然环境，不保护生态要素行不行？不行。大不了你比它晚死两天而已。
因此，为了避免两败俱伤，从最底线的角度来考虑，我们应该有所作为。当然，从最终的前景来考虑，一种最好的规则和制度体系，就应该废除掉主体。不过，这是一个终极性的话题。废除掉主体、废除掉权利、也废除掉契约，这样才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状态，但是目前做不到，目前还需要这些东西。所以，我们目前所行的实际上是一种权宜，是一种变通。正因为是一种权宜和变通，所以我们要对这些概念作一些修饰、作一些扩展，以此改变它们的内涵，赋予它们新的内涵和定义。最终，让这种法律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。
我们已然知晓，法律的最强项是什么？法律最强的一个特质是什么？
理性妥协，对吧。那么，现在面临着生死较量，我们要妥协吗？要妥协。我想要妥协。所以，我们只有妥协。我们只有重新理解妥协，重新理解合意，重新理解公平正义，我们才能找到出路。在当前情况下，传统法律不行了，但又不能完全放弃；另外面，环境要保护，又没有新的规则形态出来。所以，这是两边都要照顾的问题，我们生存在夹缝中间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这一代乃至几代人的确是比较艰苦的，不可能那么顺顺当当、优哉游哉的。我们这几代人要干吗？要改变、要创造、要转型。那么你说，你容易吗？我容易吗？大家都不容易。之所以不容易，是因为你我生存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必须完成这个使命，我们非做不可。你不解决，现实就摆在你面前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么做。怎么做呢？又不能革命，只能改良。所以，我一直在鼓励改良。
怎么个改良法呢？大体上是这么个意思：继承传统法律的理性精神，保留传统法律一些基本概念和制度的符号，同时，重视或尽可能地满足环境、生态要素的利益需求。在保留的概念和制度符号下面，悄悄地制定一些能够满足自然生态要素、自然环境之利益需求的内容，比如它们的生存权、它们的存在权、它们的受益权，等等。然后，渐慢地置换已有的制度条设，慢慢地改良，直至整个制度体系和形态最终完全成为人际同构法。我想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
要做到最后这一步还真不容易，为什么不容易呢？因为事实上，现在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，我们做不到一步到位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要完整地给自然环境以主体资格的话，可行吗？不可行。因为，你还要吃饭，还要吃肉，还要穿衣，我们现在做不到不吃不喝。像我前面说的，我们不要说摄相，我们还做不到以在养在，我们还必须以生命养生命。我们还停留在这个水平上。那么，这就意味着你逃脱不了这个逻辑。所以，现在只能是分批、分类、分形态地变革。比如说野生动植物的保护，还比方说生态体系（请注意，这里说的生态体系，不是指个体）的保护，我们给它们一定的法律人格，这样，保护的力度可能要大一些。西方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法律，直接规范这样的行为，要求善待家养动物，法条规定得很详细。像意大利、德国、美国都有相应的法律。善待家养动物，在那里已经规定得非常细密，如要报户口，要有身份证，即必须登记身份，不得打它，不得饿它，你夏天要保证它在多少温度下生活，你冬天要保证它在多少温度下生活，你既然要养，不保证是不行的。
那么，哪些不给呢？经济性的家养动物暂时不给，种植的植物暂时不给，以及我们必须利用的某些生态要素也不给。不过请注意，暂时不给法律人格，是说完全不关照它们吗？不是，还是要关照的。比如说杀鸡宰牛，我们知道被杀者是很疼的，凡有血性者都有感觉，我们必须善待这种感觉。所以，你在宰杀的时候，要尽可能地人道一点，不要那么残暴地对待它们，让它死得稍微痛快一点。这个是起码的要求。也就是说，经济类家养动物是要被人类吃肉的，它们也是要被给予基本待遇的，你不能残酷地杀它。像我曾举过的那头猪的例子，几次都没电死，逃成那样最后还是被杀掉了，似乎有点过分的感觉。不过，那是20世纪70年代，我们已无法去追究了。而现在，我们能够做得到，我想，也应该这样做。所幸，前不久报道，河南省已出台了地方性法规，法定要求人道地屠宰动物。
记得1998年，那时候我刚来清华不久，有一次，法学院开了全体教师参加的沙龙，我在这个沙龙上做一个主题报告。当时，我讲的话题就是主体问题。我说，考虑到法律的这种特殊质地和它的价值、功能，考虑到我们人类今天面对的现实，我认为这个主体概念应该扩大，怎么扩大呢？扩大到动物、植物，等等。我记得，我这个报告一做完以后，在场的——包括我们的马俊驹老师、王保树老师在内所有人，人也不多，大概有十几个人吧，没有一个人同意我的观点，全体起来攻击我。我被他们骂得体无完肤。实实在在，因为那是在1998年的时候，这个话说得太早了一点。但我天觉得这个话题是可以讨论的话题，所以我当时坚持己见、不管那么多。只4是说，根据我的考察、考虑，这个路是必由之路，没有办法。其实，我用的概念不是说要把主体资格完整地赋予自然世界，我只是用了一个词，叫作“主体延伸”。
所谓“主体延伸”，就是向人以外的世界延伸，让自然界的这些自然要素、生态要素获得一定的权利。这个主体延伸，实际上是说，我们要给生态要素、自然环境以准主体资格，所以又叫相对主体资格或有限的主体资格。这个相对资格很重要，如果能够基本上保证它的存在，那么，我们刚才提到的存在权、生存权、受益权，大体上可以有保障。虽然，最后免不了一刀，但，那只是最后的一刀。此前，它们被人道照顾，死的时候，也比较人道，不必时间很长和过于痛苦。我们现在死刑执行中，有一个新的方法，肌肉注射，这个来得比较快，就几秒钟，好像不超出5秒钟的样子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这也是一种人道主义。我们现在只是要把这种人道主义，由人类推广到自然界。可知，所谓相对主体或准主体的基本意思是说，非经法律同意，或者法律认为合适，环境、生态要素的生存权、存在权、受益权不得随意被侵犯、损害。强调的是这么一个意思。如果我们把握了这样一种精神，即使自然界没有在当下获得完整的主体资格，也不要紧，我们还能够维持一段时间，过渡一段时间。所以我主张，这种主体资格是要给的。
所谓“有限的主体资格”包括的内容如下：
第一，要承认那些现在尚未出生的人的资格。
因为我们的自然要素、生态体系从其受益的可能性而言，不仅是我们这些已经出生的人，还包括那些没有出生的人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它们应该有一些权利要预先得到保护，才能够让他们将来生存下去。否则，我们要是把它消耗完了、预支完了，他们将来就没法活。
第二，是生态要素本身的资格。
不过，生态要素本身，要做区分。有些生态要素目前来说，还不能去享受那么好的权利，要是那样的话，我们就玩完了。我们还得——我们前面不是说到“摄养”吗，我们今天的摄养还是要——通过“摄在而摄养”。既然要摄在而摄养，就是要把一个在给它毁掉才能够摄养。在这种前提下，我们还没有办法直接去摄相，对吧？所以，我们必须有一个权宜和过渡的方式。正好，最近一万年以来，人类一直在琢磨一种招式，叫作家养动物和植物，是吧？它的功能是干嘛的呢？是通过养殖的方式去满足人类的摄养需求。这是一种循环经济或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方式。因此，对这一部分家养的用于经济功能的动物和植物，我们只需要给它们简单的权利对待——就像北京刚刚通过了的一个法案，要求善待动物，就是说，让它在有生之年，哪怕它的有生之年只有一年、半年，甚或几个月，你也得让它们过得稍稍舒服一点——就足矣。然后呢，对那些野生动物和植物，这一部分生态要素所享受的权利可能要多一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种种原因，很多的动植物都变成了濒危的物种。濒危的危险性在哪里？就在于可能造成地球生态体系的崩溃。所以，必须保留生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。为了这样一个目的，这些生物的生存权、生命权、受益权是一定要去保护的。它们只有获得了这种资格以后，才能得到保护。
那有人提出，用“民法”的方式去保护，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我个人认为不可以。“民法”它是个什么法？“民法”里面只有两个东西，要么是人，要么是物，对吧？而且，“民法”的原则是，不可能说一个人既是人又是物，是不是？要么你是一个人，要么你就是了一个物，它是二者择其一的逻辑。说我是人，我养的那个阿狗、阿猫是物。这个道理好说，因为这种逻辑很简单。现在，你提出另外的一种相反逻辑，反过来说，我是人，这个没错，香山也是人，“民法”就傻了，就不知如何面对了，对吧？“民法”所能面对的，只能是，香山首先归谁所有，归我所有，还是归你所有，或是归国家所有，这是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，对吧？解决完了以后——假定归我所有——那么，按照民法上的所有权概念（所有权是个什么权利？是个排他的权利），我一旦占有了香山，我愿意怎么对待香山，别人你管得着吗？理论上你是管不着的，对不对？因为，我在行使我的民事权利。在这种情况下——当然了，现在的“民法”也在改，比方说，通过民法中的那个公共秩序保全，还有很多别的原则，也可以部分救济这个香山，但是，事实上它的那个理论逻辑并没有解决掉，就是，一旦归其所有以后——你对香山所进行的保护，是所谓的保护。因为，你的保护是对你的所有权的保护，而不是对香山本身的保护。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。这就说明了问题，你按照“民法”理念去解决保护问题的这个思路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它们没有获得主体资格，它们无法在法律体系中占有应当的位置。它们处在可以保护和可以不保护的状态，是否保护，所依凭者是所有人的利益前提，有利益就保护，没利益就不保护。
这个还好一点，说多说少，你还可以找到一个所有的关联，还能跟保护沾点边，而有些东西根本就没有所有、不能所有，又该怎么办？比方说，月亮没有所有，太阳没有所有，国际河流也不能专一所有，对吧？空气也不能所有。那么，这些东西你想怎么破坏就怎么破坏，我想怎么破坏就怎么破坏，结果呢，有人管吗？管得了吗？且不说国际河流，看看我们的淮河吧，最近又在报道淮河治理的零点方案——还记得吧？所谓零点方案是，所有的小厂子都关掉。结果关到现在呢，淮河污染得更厉害了，对吧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，所有型的保护，是利益驱动的保护，结果不是真保护；无所有的保护，是虚的保护，它不能进行制度操作，结果还是不保护。泛泛地说，环境保护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，是一种与制度无关的说教。因为，环境的利益是个抽象利益，不是个具体的利益。比方说，我们保护大气、保护水，它是个抽象利益问题，不是说保护你的一吨水、我的一斤氧气这种利益。而这样的抽象利益本质上是公共性的利益，是自然性的利益。依据人的本性，物的公共状态往往是公共利益的死穴，人们缺乏去保护的冲动。因此，作为制度，它就必须自行建立规则，为公共利益张目，而不能仰赖人性的觉悟。在此，环境和生态要素就当然地成了公共利益、公共性、自然性的主体，法律只有首先保护了这些主体的人格和地位，才能进而保护公共利益本身。所以，自然环境、生态要素为什么必须要有独立的人格，乃在于公共利益、公共性、自然性的法律认可。法律只有满足了公共性、自然性之主体的意志，才可能是真正的法律。故知，主体资格只有延伸至自然世界，才能实现对整个生态体系、所有生态要素的保护。
如果这样设计的话，马上会出现另外的问题。这些东西即使有相对主体的资格，它如何能够自动保护呢？这个问题马上就来了。因为按照我们的传统思路，有几点障碍过不去。传统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里，其要件是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，对吧？权利能力好说，说有就完了。行为能力就麻烦了。因为，如果说自然环境、生态要素有所谓的“行为能力”，这个观点往往很容易受到攻击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说它们没有行为能力，那又不能成为主体。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
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。第一，没有行为能力能不能成为主体？第二，什么叫作行为能力？
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，没行为能力应该也可以成为主体，对吧？因为人类社会中间不乏这种现象，多得是，对不对？我曾经提过的那些残疾人、痴呆人、那些“天爱”的，都属于这种类型的主体。他们都获得了这种资格，没有问题，对吧？
第二个问题就比较费劲，因为它需要重新定义“行为能力”这个概念。行为能力需不需要重新定义？传统的行为能力是说，你有意思表达的能力，是这个意思吧？那么在今天，这个定义能够继续沿用吗？想一想。如果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，我们的民法能不能够存在下去？能不能？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只知道哭，刚生出来，他母亲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哭，其他人就更加不知道了，对吧？那么，他的意思表示是什么？你能说他没有意思表示吗？有吧？一个非洲的俾格米人，突然有一天空降到北京来了，不要说汉语，连非洲其他的起码语言他都不懂，他到北京来了，你能说他没有意思表示吗？还是有的，对吧？为什么我们承认这些人有呢？因为，我们脑子里有个观念：他们是人。对吧？相形之下，一头训练得再好的阿猫、阿狗，它可以看你递过去的眼神就知道什么事情，以及该做什么，可是，我们却不承认它们的意思表示。或说，要你承认它们有意思表达能力，可能很困难。这说明，我们的意思表示这个概念有问题，我们要修正这个概念。
下面这个例子，足以说明这个概念修改的必要性。我们知道，人类的伦理规范中，有所谓知恩图报。动物的此类行为比之人类又如何呢？有一篇报道说①，20世纪60年代在贵州黔南的山里面有一个小村庄，村庄的村头住了一个孤老太太，无儿无女，这个老太太有60多岁——在农村这叫“五保户”，就是没儿没女，什么都没有，由政府包吃包住包养的那种人。她除了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以外，还会用简单的土法儿治简单的疾病。这个老太太的家是一间用茅草、木板搭的房子，房子只能避避风雨，不是正儿八经的房子。有一天晚上，她正在做针线活儿的时候，突然听见外面有动静。开始她以为有人找她，后来觉得不像，最后响声很大，房子都摇起来了。她一个人住，这种情形还真没见过，她搞不清楚什么状况，吓坏了，不敢动。后来突然安静下来了。这时，她家点了一盏小小的松明灯，因此房子里还有点亮，她看到墙脚上打了一个洞，从洞中伸了一只爪子进来。那是一只毛哈哈的大爪，这个老太太更吓坏了。好在那个爪子伸进来后就没有动了，她一看是老虎的爪子，而且，这只老虎的爪子已经受伤了，爪子正中间插着一根很大的木头刺，所以这只爪子已经溃烂了。这只老虎干什么来了呢？求医来了。这个老太太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于是，老太太赶快把草药箱找出来，把刺拔了，用药水把老虎爪子处理了，还包扎好，老虎才把爪子收回去走了。过了一个月左右，有一天晚上老太太又听到了响声，老虎又来了，只是很快就没有了动静，她没有当回事，就睡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开门，一打开门，吓了一跳，很大一堆东西倒下来了，她以为是人，一看，原来是很大一头野猪，已经被老虎咬死了。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那么，大家认为，这个故事里的老虎有没有意思表示？
学生回答：有！
有吧。由此可知，我们法学上——今天民法上定义的——意思表示，可能要好好地修正一下，对吧？现在知道了吧。所以说，不要以为只有人会做这样的事，老虎照样会做，它还能做得有板有眼。
还有一个例子，来自前不久的《读者》，不知道有人看过没有？是个“知青”写的。说是在东北，农民家里养了猪，母猪下了小猪崽，等着将来杀了吃肉。养猪人发现，几天以来每天晚上都丢一只猪崽，而且只丢一只，也不多丢。老农民很纳闷，想了想，最后他说，我知道是谁干的。然后就去找人帮忙，他们找到了狼窝，刚好狼窝里也有一堆小狼崽子，他们就抓了两只狼崽子，并把它们放到屋顶上。很快，狼妈妈来了，狼妈妈看崽子在屋顶上，也没辙。于是，老农民就说话了。他对狼妈妈说：猪崽是我们的，狼崽子是你的，你要敢吃我们的猪崽，我们就把你的狼崽子杀了，你要是从此不再惹我们，我们就把它放了。说完以后，他把狼崽子放了。从此以后，猪崽一只也没少。有人说，野兽听不懂人语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狼能听懂吗？显然是听懂了。
前面，我跟大家还讲过一个故事，说通古斯人那儿，虎、熊、人各占一块地盘，它们不跟人发生冲突，只有人去找麻烦时才发生冲突。所以，不要对这些野生动物太轻视。如果以听不听得懂为说，那么，你能听懂所有人类语言吗？听不懂。不要说外国啦，不要说走出国门啦，就是在国内，你也不是都听得懂的。你只需去广东、广西、浙江等地走走，就够呛了，还不要说走遍全中国、全世界。如果你有幸到非洲森林里面去走走，你能听懂一个字，我就服你了。我们把这些道理想一想，可能就对“意思表示”有新的理解了。就是说，你到非洲去，人家讲话你能听懂吗？听不懂，但听不懂没关系，都是一样的，不影响你对他们是人的认同。刚出生的婴儿，乱叫，你也是根据经验判断，想吃？身体哪儿不舒服？哪儿痛？你也是在判断、在猜测。所以，我们的观念实际上是有问题的。
还有一个故事。①韩国有一个金大中，曾经当过总统。在当总统之前，他坐了很长时间的牢，坐了11年牢。他被关在监狱的时候，有一次，朋友给他送了一盆杜鹃花，是冬天送的。于是，他就天天在牢房里跟杜鹃花对话，对了很长时间以后，最后，他与杜鹃花说，你如果觉得我能够完成我的事业，你就在今年冬天开花。果然，在那一年的12月20号，杜鹃花开花了。再过一段时间，他便竞选上了总统。后来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纪念此事。你说神奇吗？
事实上，这样的事例已经很多了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，我们发现，原来认为动物、植物没有人类的感觉、没有人类的情操，现在，却有人说，要是给动物、植物听听音乐，这样，它们会长得很好。所以，西方有很多人用音乐来养猪、养羊。常说，音乐无国界，其实，音乐也无人界。
问题应该反过来理解，我们和自然世界、生态体系之间之所以有隔阂、难以交流，认为它们听不懂我们的意思，或说无法表达它们的意思，完全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作怪，一切以我们为中心，用自我做标准去判断世界，而很少说，我们是否理解这个世界。如果我们尽可能多地去理解了世界，我们一定会改变有关“行为能力”“意思表示”的定义。事实上，那些被我们认为是木头、笨蛋的自然界、自然要素，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样，对吧？而是，它们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没搞清楚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们对一个俾格米人的了解，可能并不比眼前的一棵树、一棵草多，就是因为我们脑子里把他们当作了人以后，我们的观念上没有障碍，“哦，这是个人”，所以，结果就不一样了。那么，对一棵树、一棵草，对一个东西，就有很多的障碍。因为它们不是人，所以，我们有一万个理由心安理得，任意作为。因此，我认为，对这个“意思表示”的理解，我们应当重新定义。这是我想说的。
正因为我们的混乱不是来自于自然对象本身，而是我们脑子里的观念障隔，所以，解决问题的路径就在我们自身。一旦观念改观，事态就会完全不一样。正是这个缘由，最终致使了司法实践的突破。在欧洲和美国都有一些司法实践，明确了动物的主体地位——像美国这种国家，它是判例上法国家，故很容易通过司法判决形成制度，所以，关于动物的主体资格问题，在美国的很多案例中，已经被确定下来了。比方说，有一只猫一个个老太太养的一只猫。这个老太太80多岁了，孤独一人，最后死了。死前，这个老太太一个人嘛，家中没有别人，她睡觉前把门窗都关死了，殊.不知却再也没有起来，就死了。这只猫当然也就被关在家中，很多天过去了，家里没有东西吃，饿了好几天以后，实在是无奈，它就把老太太给吃了。后来，过了一个多星期，才被警察发现，把门打开，发现这个老太太的尸体已经被啃了很多了。于是，这只猫被认为有罪，就被起诉了。这实际上就等于说，这只猫已经有了主体资格了，它成了被告，是诉讼主体了。
还有一只叫波波的狗，它老咬邻家的狗，咬得邻家的狗不安宁。结果，三家联合起来把这只狗给告了。最后，经过审判认为，这只狗是无罪的。
有关主体资格，还有很多相应的制度，比如说，随着主体资格的成立而有监护制度、有代理制度。在人域社会中，我们很自然地在用这些制度，比如像法人，就是代理制度，未成年人和精神病患者，我们用的是监护和代理制度。那么，自然环境、生态要素，是否也可以用这些制度呢？我想应该可以，而且，其代理方式还跟人域的不同。因为，人域的代理制度，它有一个前提，即，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一定要有关联关系，这样才能够成为监护人和代理人。而人际的代理制度呢，则可以无须这样的关联关系，即，只要愿意就可以成为代理人。
下面这个案例，①就表明了这种新制度的好处。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联邦州际商业委员会（ICC） 批准铁路管理机构提高2.5%的铁路运输附加费，5名法学院的学生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起诉协会，指控现行的价格制度不公正地排除了回收物资的行为，将导致很多可循环的物质得不到运输，导致回收利用地进一步降低，结果会促成全国范围内的废物总量的增长，他们家乡附近山地的废物也会增加；进而，会引起伐木、采矿活动的增加，这样就会损害自然环境的利益。起诉以后呢，就引出了一个新问题，那就是，学生们如果是以这个山地的名义起诉，那就意味着这个山地有诉讼资格，对吧？如果这几个学生与这个山地没有所有关系，那他们又凭什么来起诉？这里，法律所要求的两种资格首先被提出来了：要么他们是所有人，要么他们是代理人。这表明，他们的资格需要确认一下。显然，他们不是所有人，而且，他们也不是代理人。也很显然，如果他们在法律上没有地位的话，这个官司肯定打不赢。这样，这个案子在美国马上成了一个很典型的案例。
最后，美国最高法院确立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原则。那就是，个别受害者的起诉权不能仅因为许多人遭受了同一种伤害而被剥夺；对起诉权的检验是定性而非定量，只要伤害存在，不管其大小范围都是一样的；对原告的起诉资格不再局限于受到经济损害的人，法院承认保护自然资源、风景、历史文物的公民团体、全国环境保护组织、公共福利团体具有原告的起诉资格。这样，所有的自然物都能够成为诉讼主体；而且，在美国，任何一个人如果认为自然世界中的某一个物，或者某一个环境要素，如一座山、一条河流、一个沙滩，或者别的什么都可以，受到了破坏，你都可以自动地成为它的代理人，不一定要求你跟它有关联关系，你只需要以代理人的身份行为就可以了。它实际上是确定了这样一种制度。
这意味着，司法律实践已经告诉我们，在对自然环境和生态要素进行保护的时候，不需要有人域中的那种关联关系，任何一个人，只要你认为合适，你就可以成为代理人。这种例子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已经成了事实。据此，现在因为环境破坏、大气温室效应，造成了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在溶化，那么，你就可以代理喜马拉雅山起诉。你跟喜马拉雅山没有所有关系，但你出于对环境的保护，可以起诉。当然，中国现在还没有这种法律，所以，在中国还不行。由此可知，在今天的司法实践中，它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事实上，法律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自然界，仅按照传统的民法方法来保护，是不可以的，达不到目的的。
由此亦可知，有关这个自然要素的主体资格问题，不仅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，也是一个可操作的问题。当然，这里特别要说明一下的是，中国的法律跟英美法系不一样，中国是所谓“大陆法系”的国家，大陆法系的特征是，必须先有立法而后才有司法。而在英美呢，是先有司法再有制度、有规则。大陆法系这种体制，它的问题在哪里呢？它的问题在于，你要建立一种制度，必须要先说服那些立法会的人、那些议员，或者说所谓的“人大”代表，你如果不能把他们说服，你就完全不能立法，不能立法就不能进行司法操作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困境，所以，中国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先导工作要做，即如何去说服立法者。
现在应该知道，我说的这个代理就是这个意思。因此，这个代理的意思跟原来的法律定义不一样，范围要更广，实用条件也宽松。尤其对于公共的东西、大家都不沾边的东西，这种代理资格的意义更大。否则的话，我们的环境就没有办法保护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一些生产厂家、一些对环境破坏多的生产单位，如果它们的负担重于它们的利润所得，我想，它们便会收敛它们的破坏行为、侵权行为。所以，法律变革的意义就非常明显了。
上面，对于这个主体的相关内容应该说得很多了，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呢？原因就在于西方法律是主体构成性的法律体系，不改变主体内质，法律就不能演化。而改变主体，首先便要改变观念。因此，保护环境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设计问题，不是我们给个资格就完了的问题，更重要的在于，人类观念和法律制度的根本转型。所以，主体资格的扩展、延伸，是人际同构法的核心所在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
第二个问题，我们叫它人际关系优先原则。
人际优先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说，人际关系、人际秩序、人际规则，优先于人域关系、人域规则、人域秩序而有效。前面，我们讲到了法域和域际的话题，因此我们知道，法律始终都有域内与域际的分别。很多时候域内、域际法律的效力很容易引发争论，如我前面说的，我们学法律的人最熟悉的两种规则，国内法和国际法，便曾有过这样的争论。
在我们受教育的时候，书上写的是，国内法优先。原因在于，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，统治国家的阶级的意志具有绝对性，只有国内法，才真正反映和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，而在国际舞台上，很难说清楚谁是真正的统治阶级——当时，也有老师强硬地说，国际法也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，因为，国际法仍然是国家参与制定的，国家由统治阶级控制，国家参与投票，即统治阶级在投票，每个国家代表自己国家的意志，代表自己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，所以，当然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，只是间接反映而已，他们的逻辑是把统治阶级抽象化了，不是我们传统说的资产阶级统治、无产阶级统治，而是占了统治地位的阶级——因此，依法律的本质而言，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（国内法直接表现本质，国际法间接表现本质）。这个口号提了很多年，大家也习以为常。但也很显然，这个说法即使在当时，也有很多不可理喻的地方，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。比如，如果说国际法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，那么，联合国中，资产阶级、无产阶级、社会主义、资本主义，还有那些土著的国家，什么都有，最后，联合国宪章代表了哪个国家、哪个统治阶级的意志呢？所以，这个说法解释不了法律的性质和效力问题。
那时，我们脑子里也在琢磨这个事情，虽说无法做出深刻的解说，但按基本的形式逻辑原则，觉得当时的流行说法有问题。形式逻辑的规则是大管小、种管属，按照这个逻辑，则应该是，国际法管国内法才对。因为，一个国家在联合国的体系中，在国际社会中，只被承认是一个成员，你在国内当然是绝对的统治者，可在国际社会中，一个成员的意志怎么会高于全体成员的意志？这是严重违反逻辑的说法。正确的道理应该是，所有国际社会成员共同制定的规则，乃是比一个成员的意志所制定的规则有更高的效力才对。当然，那时政府不开口，没有人敢说反对意见，法学界当然也就没有异样的声音，要么就说国内法优先，要么就不说。
后来，在1998年前后，有一天看电视，听见播音员讲了很大一段关于加人“关贸”问题的评论，其中有一段涉及了法律问题。凭我的感觉，她说的那些话好像不是出自中国的法学界，是突然冒出来的一段话。是一段什么话呢？大意是说，国际法高于国内法，国际法的效力是一种更高的权威。这一段话说了很长，基本是这个意思。我当时听了大吃一惊，这是谁写的稿子？肯定不是法学家写的稿子。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，写这个稿子的人是外经贸部参加WTO谈判的人。他们一直参与中国加人WTO的谈判，深深感觉到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和国际法的威力。可以说，在国际舞台上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国内法说话的份。如果我们的国内法与国际法不符， 人家就不让你加人WTO。这个太残酷了， 艰苦的谈判以后， 这些谈判专家们已经完全明白了：国际法优先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已经很清醒了，我们的国内法全部要跟着国际法来改。为什么要跟着国际法改呢？因为国际法是在更高的意义上、更高的台阶上、更高的位置上、更高的道德原则和价值理念的基础所形成的规则，所以，当然有理由优先。这就好比一个小小的部落社会，与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相比，其表现的意义和价值的高低，是不言自明的。
在这种情形下，你说让国际社会能够听你的，那才有鬼。所以，这几年间，大家不用争论就改过来了。前不久，偶尔听到少数法学界的人说，国内法高于国际法。我想，这个可能是还没有转过弯来，或者是有别的原因。
我们研究法律的时候，始终有这样的逻辑存在，就是大中小的逻辑。国内法里面也有，宪法和一般的部门法之间也有这个问题，国际法和国内法也是这样的关系。我们现在看到的人际同构法和人域法也是这种关系。当然，现在人们可能还没有想到人域法要服从人际法的问题，也没有人提这个口号，但我想，为期不远了，我们的规则一定会跟着调整。原因是，人际规则涉及的是什么问题？生存问题。人域法涉及的是什么问题？权利问题。你说，权利与生存比较，哪一个更重要？当然是生存重要。打个比方说，你把楼底下的地基抽了，这个房子还存在吗？站不住了，就垮下来了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基本的逻辑原则。尤其是法理学、法哲学，它是专门研究这种逻辑的知识体系，如果它不能把这样的前提说清楚，那是不可以的。
上面所说，是就客观需要来讨论的，现在，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。
如果我们这样提问，法律根据什么而有呢？前面已经给出了不少答案，如因法相而有，因社群和谐而有，因生存需求而有，等等。这里，我们可否换一种说法：法律因意识自觉、人性共识而有呢？现在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。
这个意识自觉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人之所以为人。或者说，就在于他能够不断地寻找、发现、发觉、把握、觉悟人的真实价值所在。这个真实永远是一个衍绎的真实，是一个接近真实的真实。在狩猎时代，你能够维持群自我的生存，这就是真实。在国家的时代，你捍卫这个国家的安全就是真实。在今天，你认为人类有和平，这就是真实。那么，未来呢？这些真实都会变成历史，我们将会极力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，这才是真实。所以，任何一个社会，任何一个单位，任何一个时代，都曾鼓吹过英雄、模范，可那些只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，所寻找出来的公众角色，所树立起来的楷模，一般没有终级性的意义和价值。原因就在于，他们被界域限制了，尚不足以表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。
那么，如何才可能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呢？那就是要去不断地提升我们的价值和我们的意义。在这样的提升中，我们会发现，人越是能够有对更大场景、更大视界的把握，越能显示人的价值和意义。所以，在人类整个已有的知识体系和思维形态中，我们已然发现，那些被我们称为伟大的人物，通常是对人类的把握、思考最艰深、最抽象的人，以及最大范围去思考的人。可以说，谁越到位，谁越是伟大的人物。
这样一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了我们的价值取向所在。法律同样如此。当我们必须以一个国家为我们界域规置的时候，说明我们的状态比较低下。当我们以人类为规则规置的时候，说明我们比前面做得更好。当我们考虑人以外的环境、他在，并以此获得规则存在的前提的时候，这说明，我们比我们过去所有的人类社会走得更远，我们的价值定位更高。就此而言，提升人类意识自觉的程度，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法律的价值和意义，有利于我们正确地把握人域法和人际法的内外关系。域内的规则永远只能够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起作用，域际的规则永远是超越在界域之上的一种高阶位的规则。如果有了这种理解，我想，很多问题就容易把握、理解。由此，生存优先于生活，生存优先于权利，就是我们当下应该提倡的一种法律理念和秩序规则。也就是说，首先应当对生存问题做出必要的规置，然后，才可能有良好的生活。如果没有了生存，生活也不存在。
我们举一个例子说。前几年，陕西咸阳旬邑县有一些农民把当地的一座森林砍光了，目的是为了卖树换钱吃饭。那么，5000亩树砍完了，生活问题解决了吗？应该是解决了。但是，砍完了以后，试想一下，它背后的影响会不会回到生活中来？会的。
还有一个例子，发生在四川。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，川西有一家国营林场，是为了砍伐森林而成立的，几十年中，在很荒凉的山里，他们在砍伐过的空地上建立了一个镇子，后来，这个镇子发展出了好几千人口。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内，因为砍伐森林，这个林场创造了3亿多元人民币的产值。可是，非常不幸的是，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，一场洪水奔泻而来，整个镇子没了。这个损失有多少呢？直接损失5亿多人民币。现在你算一笔账，仅仅是经济上的，还不算别的账，不算生态破坏了以后，恢复生态的那个账，也不算这几千人中，因为洪水死了多少人所延伸出来的别的账，这些账暂且不算。就算这些都不算，只算前面赚了3亿多元，而损失了5亿多元，你说生存重要还是生活重要？我想这个账是很容易算的，很简单的一个账，就像我完全不懂数学，都可以算出来。
所以，生存的问题，如果我们不考虑，可能又要犯更大的错误。为什么要人际优先？我想它是有道理的，它不是乱提的一个口号。
第三个问题，自在法的复兴。
我们的生存和生活中，有很多的自在法规则。我亦曾经说过，我们在更本质的意义上，是受自在法支配的，相比较而言，人在法只起到了表面的规范作用。前面，在说到自在法时，我曾刻意提及了六条基本原则：有利、选择、妥协、重复、习惯、均衡。还记得吗？那么，当时，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原则呢？我想，有很多的用意。第一个用意是，以此去理解法律本身；第二个用意，则是为今天的话题铺一条路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事实上，我们基本上还是存在者，而非自主者。我们的潜质被我们欲望的表象所深埋，以致我们到目前为止，还只能是生存者，而非自主者。大家读过《西游记》，知道孙悟空和如来佛叫板的故事。孙悟空自以为可以一个筋斗翻十万八千里，所以，他不把如来佛放在眼里，结果呢，翻来翻去还是在如来佛的手掌上。人类也是这样的。几千年以来，我们自以为得意，自以为自己很牛，本事大得很，天天喊着要征服自然、人定胜天。但是， 搞了半天， 突然发现， 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， 如一个小小的SARS，就足以把你搞得灰头土脸的，让你没有脾气，让你见识一下。这表明，我们的情形跟孙悟空很相似。假定我们跟孙悟空一样——孙悟空之所以叫悟空，就意味着智慧的觉悟——最终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，我想，我们才能走出生存者的困境。所以，我们有成就这种觉悟的使命和任务。如果说我们觉悟到了，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我们就不会那么狂妄，乱喊什么人定胜天、征服自然的胡话。征服自然，门儿都没有。
这表明，我们首先只有老老实实地理解自然规则，然后才有可能参与自然。至于说，成就自然、天人合一，那还是更后面的使命和前景。为此，我们得把老子的书好好再读一读。在20个世纪80年代，在一次世界科学大会上，大会主席所致开幕词中，有这么一段话：我们当代的物理学、天文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呢？不过是为中国的老子做注脚的一种学问。这个话说得很到位。我们写书、写文章有正文，正文中间有注释，注释放在正文的底下，叫注脚。上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现在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，那么多院士，成千上万的一流人物，他们作为现实中的人的时候，牛得不得了，可是，往老子面前一站，什么也不是，不过是一些注解者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老子说的简单而又深刻：有生于无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了这话的意思。如果我们不真正理解自然究竟是什么东西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就只有胡作非为一番，整个就是归顺以前的孙悟空，自以为不得了，而其实并不然。所以，不是说要多么地崇敬自然，我只想说，我们一点点地向自然过渡，慢慢地理解自然。如果真正理解了自然，你就会善待自然。
我想，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把握，我们的自在法规则可能就会慢慢地回到我们的法律体系中来，以明确的方式对我们的秩序起作用。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些习惯、有利等原则，亦将会一一在我们的现实法律中全部展现出来。这样，我们就会看到一些新的现象。这些新现象是，以前，我们对规则、秩序、制度的理解、判断，其标准和模式，是我们想当然得出来的结论，因为，西方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拍脑袋拍出来的——不然，怎么会有一个词叫拟制呢？拟制，就是人为的意思，说白一点、俗一点、粗一点，就是拍脑袋拍出来的——那么现在，我们就不能拍脑袋了，我们要根据自然、自在规则的本意，去理解、判断我们的行为，使之成为事物的标准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现在，我们面临着环境问题，环境问题是指，环境本身出现了非正常的状态，或说，环境的自身平衡被破坏了；同时，也包括环境责任问题。那么，环境问题，包括哪些问题呢？比如说资源短缺、环境污染、生态失衡、环境破坏，等等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怎么理解和定义这几个问题？你会得出什么结论？比方说，你经过垃圾场时，你说这个地方环境有问题，因为那里很臭，臭味深深地刺激着你的嗅觉神经。而在没有这个感受之前，你对环境的理解又是什么呢？你现在想一想，在哪种状态下——你看到大风沙，在家天天要做清洁，只有在这个时候——你才会发现，环境问题很严重。假定，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标准去判断环境问题，结果是什么？可能我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因为，这些现象是环境问题已经表面化以后，我们才能够感觉到的，而环境问题不应该是那么表面化的问题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要放弃我们自己的感觉来判断，我们要回到哪里？回到自然规则本身，从那里来看一看什么是环境问题。
日6地饮回吸下面，是判断有关环境问题的几条基本的自在法规则。
规则1，每一有机物会都产生对它自己不再有用的废物（料、品）；
规则2，每种废物如果任其积累起来，便是有害的；
规则3，一般情形下，某种废物对其他形式的生命而言，恰是有用的养资源，它能把废物恢复到对最初产生废物者有用的形式，即每一废物都有相应的消费者；
规则4，经过演化，每一物种和生态要素都依赖各自特有的存在环境，并因之有序；
规则5，如果环境改变，结果是停止生长、繁衍或灭绝，或产生其他危害后果。
这5条规则是基本的法则，我们现在来看一看，在评价环境问题的时候，为什么只能用这5条规则来评价，不能根据我们刚才说的感觉来评价，因为，那样已经晚了，已经难以平衡了。那么，这5条规则评判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们人类的行为如果放到这5条规则中去评判，所谓环境问题原因就是：
第一种，是我们生产的废物没有消费者；第二种，有消费者，但是我们生产的废物过量，消费者难以消化。这两点可以说，是我们制造出了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。第一种，即没有消费者的废品有哪些呢？比如放射性的东西、一氧化碳、碳氢化合物、二氧化硫、有毒工业废料、氟利昂，等等，这些都是自然界没有消费者的废物。第二种，我们生产的废物太多，消费者难以消费。比如，植物的废物氧气对动物有好处，而动物通过吸人氧气，然后排出二氧化碳，这又可以为植物利用。也就是说，动物是能够把废物氧气恢复到对最初产生废物者有用形式的行为者，由此说，每一种废物都有相应的消费者。问题是，如果我们生产的废物过多，消费者消费不完，就会导致养资源过多的情形，结果也会出现环境问题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有哪些废物属于这样的产品呢？像氮、磷、二氧化碳之类，它们是有消费者，但是我们生产得太多，人家用不了。
现在，你来判断，对第一种废物应该采取什么方式？对第二种废物又应该采取什么方式？才能解决环境问题。第一种应该采取什么方式？禁止增长，或者是寻找替代品，否则的话地球最后会被埋掉的，地球一旦被埋掉，你我也就差不多了。第二种应该怎么办呢？限制增长。这是我们对第1、2、3条规则的理解。它表明，我们人类的行为应当有所规置、节制，才是可行的。
比如说，我们理解的好东西氧气，氧气其实是废物，什么的废物呢？植物的废物。氧气对我们是有好处的，但常识告诉我们，氧气吸收过量也会有问题，它会加速身体的氧化反应，加快死亡。所以，你不能说，我天天抱着个氧气瓶待着，那是不行的。任何一个东西都有有害的一面。必要的时候、抢救的时候、呼吸不畅的时候，呼吸一下氧气是有价值的，如果你没完没了抱着一个氧气瓶，那就有问题了。
那么，违反规则4、5的结果又是什么呢？是导致生态失衡和环境破坏。我们同样可以举例说明。比如说，我们人类为了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，有一个举动——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开始，人类有一个什么举动呢——修水库、开挖水渠。那么，修水库，有没有负作用？有。比如说在两河流域修水库，它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水库的目的是为了农业灌溉，而灌溉农业的结果必然是土壤的盐碱化。如果在山区修水库，其后果又是什么呢？比如说修三峡水库，就你所知道的有哪些后果？泥沙问题，这是一个问题；第二个问题，生态循环的问题；第三个问题，由于小气候的改变，会引出别的问题；第四个问题，压力可能引发地震，等等。还有吗？其实不光是压力引发地震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，原来多少百万年以来，三峡的水位一直很低，现在一抬水位（175Ｍ），很多的山体都淹下去了。我们都知道，山体不是我们做的，这个山体是造山运动综合结果的产物，它由一块一块巨大的石头板块堆垒起来，这些个石头板块中间有夹缝，原来，这些石头板块堆压在一起已有几千万年、上亿年的历程，它们之间已经压实了，或说，已经磨合好了，一般不会发生滑动。现在，随着水位的抬高，水有一个什么性能呢？无孔不人，看见缝隙就钻，对吧？结果就可能钻到原来无水的石头板块里面去。这就等于是在两块已经磨合好的石头板块中间加进了什么东西？润滑剂。地球天天在转，地球运动的力量本身就很大，再加上风、雨之类的作用力，就难免让石头和石头之间——原来它们磨合好了，没有润滑剂，你弄不动，现在，一旦有了润滑剂——很容易动了。而且，这些个石头也不像我们视野中看到的小石头，它们大多大得不得了，一旦动起来，后果是什么？这些问题人力能够计算出来吗？计算不了。你能够测量出来吗？也测量不了。那么，在这样一种情形下，如果碰巧引发了山体滑坡或者是地震，不就是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吗！所以，从这些问题中我们会发现，修一个水库的简单行为，一个表功人类政绩的行为，表达人类所谓伟大的行为，所造成的后果，可能是人类自身也背负不起的。
还有，我们开垦草原，我们抽地下水，后果是什么？大家看到，现在北京每年春天都有沙尘暴，不但中国有，朝鲜、日本也有，弄得他们现在跑到中国来栽草种树。西北的沙漠离北京有多远？好像没有多远，最近的地方只有40多公里。那么，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过分地开垦和放牧。一个是开垦，另一个是过分地放牧，致使草原伤残严重。我们知道，现在有一种服装材料，叫羊绒，特别是山羊绒，是制作保暖衣的好材料，因此，价格也就非常可观。为了谋利，人们大力发展山羊养殖，而山羊对草原的破坏，是绵羊的好几倍。原因是，别的羊只吃草，而山羊是连草带根一起吃，结果把草都吃没了，风一来，沙就乘风而起，结果就有了遮天蔽日的沙尘暴。可以说，这些问题都不是我们能够估计得到的，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控制的问题。所以，开矿、砍伐森林、过度放牧等，与沙尘暴、风沙、土壤沙化、水土流失等，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
再举一个例子。在印度洋上有一个岛叫毛里求斯，这个小岛有一种鸟叫渡渡鸟，在1860年这一年，最后一只渡渡鸟死亡了。怎么死的呢？被欧洲来的水手、强盗打猎打完了。在那个年代，一种鸟没有了，是很简单的事情。但是，在后来的时代里，人们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。在毛里求斯，有一种树，一个很好的木头，很坚硬的，慢慢地也绝种了。开始，人们没注意这个现象，更不知晓其中的原因。这种树为什么会绝种了呢？经过研究发现，这种树不能根生，只能靠种子生长。原以为种下种子就完事了，后来又发现，不是那么回事，种的种子无论如何不发芽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后来进而发现，原来，这种树的种子一定要让渡渡鸟吃进去，然后排出来才能发芽。也就是说，渡渡鸟的肠胃是该种子生发的必经程序，不经过渡渡鸟过肠，种子就不能发芽。现在，渡渡鸟没有了，种子没有鸟吃，所以，这些种子只能静止地待在那里，发不了芽。这表明，一个物种没了，至少导致了两个物种的没有。其实，世界上消失的物种太多了，我只是举这一个例子。所以说，物种和物种之间——我前面强调生态体系的概念，即是说，它们之间——都是一种关联关系，是一种共同进化、共同生存的状态，有你就有我，没你就没有我。你把其中的一个你或我弄没了，那么，另外的那些你我也会跟着玩完了。当年的水手懂这些吗？
我们的法律为什么要给所有的物种、完整的生态体系留下正义、公平、公正的生存空间？我想，大家现在应该能够理解这个问题了。因为，人类真的不知道，一个什么行为、一个什么规则，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生态体系的破坏。这样的例子很多。
比如说，大家知道热带雨林，热带雨林中有很多种蚂蚁，有的蚂蚁很凶，有的食人蚁，连狮子和豹子都能吃，进攻性很强。作为野生生物，蚂蚁很壮观，有的蚁丘高达十几米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所以，有钱人希望就近能够看到热带雨林的风光，便大手笔，出大价钱、花人力物力从亚马孙热带雨林中挖了一个很大的蚁丘，里面有几百万只蚂蚁。即，他们整体搬迁了一个蚁丘，然后把它放在美国帝国大厦的顶层，以供人们观看。然而，非常不幸的是，一周以后，所有的蚂蚁全都死了。为什么会死呢？不是因为没食物，食物很多，但为什么一周就死掉了呢？是因为环境变化，人家蚂蚁住不起你那个高楼大厦。
还有一个例子，我们知道，中国有一种名酒，茅台酒。因为味道不错，这个酒卖得很贵，所以，造假的也特别多。原来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，认为不用造假，只需要多制造一些茅台酒就行了。于是，有人便把茅台酒的原料，包括茅台镇的水、酒曲，当然还有工艺通通运到另外的地方，以便生产茅台酒。可惜的是，做出来的不是茅台酒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人们搞不清楚状况，水都是茅台镇的水，工艺也没有一个地方不同，都是原来那样做的，为什么做出来的不是茅台酒呢？后来有研究表明，你们什么东西都照顾到了，只有一个东西没有照顾到，那就是空气没有照顾到，茅台镇的空气是茅台酒生产的前提之一，你脱离了空气环境，也就成不了茅台酒。当然，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，搞不清楚，只找出这个原因了。我想，这样的例子你们可能碰到得太多了。
那么，这些又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自在法规则太细密了，你粗粗地把握，根本搞不清楚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受着规则的支配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的法律责任比古人重得多，古人只需要简单的判断，就能基本定个八九不离十了，而今天，简单的远远不够，我们需要复杂而又缜密的把握。
这是第三个问题，我们要通过理解自然规则，重新把握我们的法律形态。
第四个问题，伦理主导。
传统法律，因为是当事人意志的表现，所以非常强调合意、对等、平等、公平的价值原则，那么，在人际同构法中，我们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面对这些对应者，按照我们的标准，它们没有我们所设计的那种行为能力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改变法律表现的方式。
其次，就是按我们的定义，你就是一个高等级的动物，可是，同时我们不要忘记了一条定则，那就是，等级越高，责任越大，这是常理。人类生活中也是这样的，国家主席、总统要负大的责任，小百姓的责任就小多了，道理也在这里。所以，人类如果自认为自己是优秀的话，就应该主动承担责任。要承担责任，什么方式可以实现承担呢？就是伦理。
前面，我跟大家说过一个概念，在民的前提下，有氏民、臣民、市民、国民、公民诸说。本来，到公民为止，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逻辑结构，对吧？那就是由最早的那种氏族社会的氏民身份，到最后全体人类都获得了法定的权利，所以说，是一个完美的逻辑结构。如果我们还想把这个逻辑链条续下去，后面当然还要加词儿。还应该安个什么词呢？让它仍然能够保持这个“民”字不变呢？
学生回答：世界公民。
啊，不对，公民中已经有了这个意思了，它指的就是人类整体。我说的这个词跟公民不一样。注意，公民这个词指义很广，既指古代城邦制中的主体者，也指现代社会、当下社会中，地域国家的公民和世界公民。所以，现在说“世界公民”，也用公民这个词。不过，这里要用的概念，不是公民。还有没有别的词呢？调动一下自己的智慧。
学生回答：国民。
那不是倒回去了吗？啊？
学生回答：法民。
不妥。调动一下古典知识。
学生回答：天民。
对！就是“天民”。最后还应该有一个“天民”。“天民”这个词，就是能够把这个“民”续下来的关键词。其实，这并不是一个新词，充其量是一个还原的概念。为什么呢？记得前面说过的另一个概念，叫“猜测哲学”吗？我说，在人类的意识思想发展过程中，曾经有一个阶段，叫作猜测哲学。猜测哲学前面，还有一个阶段，叫作“物我一体”。也就是说，在那个时候，人类跟自然界没有分离，完全是同一状态，自然什么样，人类就什么样，那是一种简单的同一，一种简陋的和谐。我们现在说的“天民”，也就是自然的人，或说，重新回到自然中的人。当然，不是说回到刚才那种简单的状态中，而是经过了这么一个长程的猜测哲学、解释哲学以后，经过了一种充分的自我自足、人与自然的分离以后，人类已经获得了一种境界、能力，获得了一种智慧和觉悟，是被这些境界、觉悟、智慧造就的新人，且以新人的心性回到自然之中的。那么，这里的“天民”就是这种特定的伦理智慧的概念和称呼。
这个词出自哪里？
学生回答：《尚书》。
不对。出自《诗经》：“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则”，对吧？是不是“天民”？就是说，中国古人已经替你把词想好了，只是等着你来用它。天就是自然的意思，“天民”是说，人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，他有其应然的角色。或即说，人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作为一个人类的组成部分，还要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，对吧？所以，现在说回归自然，就是要由一个人的组成分子变成一个自然的组成分子。这才叫重新回归到自然，这是“天民”的本意。
当然，在最终实现这个概念的目标之前，我们还有一些过渡性的称呼，其意思的表达可以有很多，比如，我们依据原来说的“经济人”，有“法律人”之说，现在，有人在提下面这个概念，叫作“生态人”，或者叫作“理性生态人”。这就意味着，我们人类的内涵已变得更加丰富、更加多元化了，不像原来那么简单了。可以说，“生态人”“理性生态人”等概念，具有比公民更多的价值和意义。这些概念的出现，可能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为什么人要变成“天民”。这里，“天民”之意，仍然与主体的制度关联密切，说，“生态人”“理性生态人”是其过渡，更表明，它们是法律人、公民的延续。为什么要坚守主体制度呢？因为（我们前面讨论过这个话题），按照现在的法律体系——一个我们现在没法去改变的法律体系——没有主体这个概念来支撑的规则体系，是无法运作、无法操作的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既要迁就这个体系本身，又要去救济和保护自然环境、生态要素，所以，我们只有走折中之路，走中庸路线。走中庸路线的结果，就是让自然环境、生态要素享有一定的主体资格。
当然，“天民”的主要意义应该不在此。它的本质在于，我们作为一个责任者，我们作为自觉的存在者，重新与自然和谐、统一、同构、互助、互养，是必须履行的责任和应当的角色。所以，我们要进行一种“天民”的建构。“天民”，它与前面所说的那些氏民、臣民、国民、公民、人民不太一样，因为，那些概念全部是在人域范围之内生成的东西，我们现在需要跨出人域，在人域与他域、人在与他在之间，形成一个新的概念和制度体系。这种新概念和制度体系，既要解决人类生存的问题，同时也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、同构问题。所以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
为什么“天民”具有逻辑的合理性呢？这是由人类的进步、演化、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。也就是说，人的意义和价值是不断复杂化的。我们想一想，在狩猎时代，你的身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群自我成员，你连父亲、儿子的身份都没有，因为在那种环境里，根本就没有这么一种思想。后来，你慢慢多了一些身份，要么是父亲，要么是儿子，要么是妻子，要么是母亲，要么是女儿。后来，又说你是臣民，你是官员，你是上级，你是下级，你是老师，你是朋友。后来，又多了一些，你是经纪人，你是经理，你是工人，你是农民。然后，说到现在，我们发现流行的话中，有法律人、经纪人……这些就说明，人的角色一直是在复杂化、多元化的。现在，我们又加了一个人，叫作生态人或理性生态人。当这些“人”不断地增加，里面存储的价值、意义也越来越多，当多得扛不下来的时候，就到位了，就是由人之民变成天之民的时候了。我想，这样说，可能比较通俗一点。
其实，人类历史就是这样演化的。我们开始就是那么简单来的，那么简单地活着。后来过着过着就发现，想过好日子。这个动机很快就发生了，结果，你需要过好日子的时候，你又发现，你的影响太大了，你对周边环境、他人的影响太大，于是，你就不得不考虑照顾别人、照顾环境的问题。同时还发现，你在照顾别人、环境的时候，你的行为能力、心性人格也在变化，你的观念也在变化，那种深层次的价值意义也在变化。结果，这些东西慢慢变，由表面而深层、由暗转明的时候，变为一种不能不面对的事实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，你与原来的你已经不是一回事了。我们知道，狩猎者的人和猴子、猩猩的差别都不大，但是现在，任何一个人，绝对没有把他当成猩猩、猴子看待的可能性，就是大字不识的人，也不是猩猩、猴子。为什么呢？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已经把你输送到特殊的阶位上了，你要思考很多原来不曾去思考的问题，要去解决很多原来不曾碰到的问题。因此，就这样一根逻辑链条来理解的话，我坚信，“天民”不是一个不可知的、不可期待的身份。有一天，我们都可能——当然是不是马上可能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我是说，包括你我的后代—一直延伸出那种意义上的你我。
所以，在暂时完全无法改变意思表示的定义、改变行为能力定义的前提之下，我认为，我们的法律可以做出的努力，就是要把伦理原则重新制定到法律规则里面去。为此，我们要把关爱、善待变成规则，用来对待自然环境、生态要素。只有这样，才可能获得一种良好的秩序和生存环境。否则的话，所有的东西都不对。正是这个理由，最近几年来，我们都知道，全世界都在建构生态伦理、人际伦理，或者叫自然伦理，至少，大的方面已做出了很多的贡献。
很多学者都加人了这样的讨论。比如在美国，有一个叫斯通的学者，写了一篇大文章，叫作《树林应有诉讼资格：自然体的法律权利》。在这篇文章里，他引用了大量的学说、学理根据，以证明树木（自然环境、生态要素）的权利，即主体资格。他的论据主要来自于哪里呢？来自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著名的自然生态学家，也是自然保护的先锋人物，叫莱奥波尔德。前面我们提到过这个人和他的文章。他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新概念，叫作大地伦理。就是说，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在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关系了，传统的观念认为，人与自然只有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，伦理关系只适用于人类，只有人才能作为伦理的受体和授体，而新的观念则认为，自然也是伦理的受体。既然自然是伦理的受体，那么，它就应当被善待。他提出了这么个理由，而斯通则把这个说法进一步扩展，认为自然应当成为法律资格者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些人，比如，像美国的罗尔斯顿三世，还有印度的一些学者，以及欧洲的一些学者，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。同时，相关的书也出了很多，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如前不久，上海出了一本书，叫《自然资本论》。
昨天我们谈到第四个相关的法理问题，结论是，依据这样一些新的伦理道德标准，我们的规则、我们的观念、我们的制度，乃至于我们的经济方式，都在发生改变。今天看第五个。
第五个问题，秩序同构。
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并且明白了一个基本现象，那就是，从很久很久以来，所谓的秩序就是人域秩序，所谓的法律，就是人域法。因此，过去我们不需要考虑别的东西。但是今天，我们在充分地理解人域秩序的合理性、有效性的时候，同时还要考虑人际秩序的问题。这样，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秩序。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秩序分开理解，然而，更合理的理解是把它们看成一个东西、一种秩序。就像把国际法和国内法都当作法律理解一样，我们也应该把人域秩序、人域规则和人际秩序、人际规则，当作同一个东西来理解。这样，才便于我们对法的本质、内质的把握。这就意味着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法观念。从前，我们基本上只需满足对自身的理解就完事；从此以后，我们要把自己的需求与自然世界的需求联通起来，以求一种把握的贯通。
我想，我们今天这样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，主要是因为，人类行为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自然世界的深处。在这样的深入渗透中，我们终于发现了一种真实，一种什么样的真实？就是人性的真实。记得我在前面跟大家讨论法哲学使命的时候，说到人性对法学的影响。我说，人有其来源的属性，我们叫它动物性；同时，人也有一种超越的属性，希望摆脱动物性，成为神，这就是神性。神性加上动物性，就构成了人性的基础，后续的其他人性均是在此基础杂合以后的出脱。因此，人性之中，有的偏近于动物性，有的接近于神性，有的处于居间状态。这些杂合而有的人性包括人的功利性、人的社会性，还有理性，以及公共性、自然性。前面还说到，过去人类所表现出的人性，并不是完整人性的全部，它更多的只是把理性以前的人性表达了出来。完整的人性除了前面所说的动物性、功利性、社会性、理性以外，更应该包括另外两种属性，那就是公共性和自然性。
公共性和自然性又意味着什么呢？为了便于理解，我们不妨先来观察一下人类社会状况和生存方式的一些变化，看看这些变化中隐喻了什么。
传统社会长于把人进行身份、人格和权利、利益的设置，在这诸般的设置中，人们不得不把所身处的单元（界域）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。这些存在单元，有自然状况的，比方说血缘群体；也有人为状态的，比方说国家。无论是自然状态，还是人为状态，我们自觉不自觉，最终都被这样的单元固定住了，离开单元，我们似乎没有了生存、生活的依凭。比方说，不可想象一个人可以完全不依赖某一个国家而存在。在今天的世界上，虽然也有无国籍人，但是，无国籍人实际上是受到国家歧视的一种类型，基本上每一个国家的法律都反对无国籍人。同样，一个自然的原始单元，比方说家庭，对我们仍然影响很大，尤其在东方社会，我们几乎离不开家庭。因此，我们过去的行为，并不是一种完全个体的行为，而是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单元、单位，因支配而产生的行为和观念。在这样一种情形下，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都在受着这些单元和单位的支配，所以，我们的观念，我们的思想很难有真正的超越。
而现代社会，已经有了很多不同的表达，那就是，个体可以超越在这些固有单元和单位之外，来行为、思考、理解他的人生价值和意义。很多的事件、场景、处所，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和平台。比方说，我们在网络上的时候，就忘记了你是某个国家的人，或者你是某个家庭的成员。比方说，我们受到病毒攻击的时候，也会感觉到，不能够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，我们比较依赖于一种连环网络化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。比如说， 我们碰到自然危害， 像太平洋海啸、SARS， 这样一类自然灾害的时候，我们同样感觉到，仅仅依靠一个国家、一个单元、一个单位的力量，远远无法解决这些问题。还有，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讲，现在有很多东西，随着我们行为能力的强化，它们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，比如说，空气、水、阳光，这些东西一方面给我们影响很大，另一方面，我们又不能按照传统的逻辑、规则，把它们规置为可以量化的权利，等等。所有这些都表明，我们已进入了新的社会和生存状态，它是人类后现代的开始。以此而往，人性的展现中，将不再仅是动物性、功利性、社会性、理性，更多地将是公共性和自然性。以此人性为基础，人类将愈益公共化、自然化，并建构出公共社会、公共权利，及人与自然和谐的制度及结构。
其中，法律体系的公共化、自然化，秩序的人域、他域同构，将会强势显现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会越来越需求，在超越传统的公权和私权之外，去建构一种新的权利形态和制度体系，去规置人际秩序。下面的这个例子就有着这样的趋向。
在德国，1994年颁布了一项法律，《关于生产品再生利用和原材料损耗管理的立法》（Acton Waste Management and Product Recyling 1994年7月通过）。该法的核心旨意在于，生产商必须对全部生产品负终身责任。这意味着，一个商品从生产到最终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生产商都有责任不得让它，包括它的部件、附件产生对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。这项立法所带来的结果是，生产商必须改变生产工艺、原材料和商品结构，而且，他还必须谨慎地使用有害的原材料，他必须在生产时就要考虑好回收时的拆卸方便，他必须减少商品主体上的附加物。如此这类，都直接影响了生产、交换、消费、运输各个环节的契约关系，并进而有利于人际秩序的合理。从表面看，这个法律非常简单，说白了就一条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生产什么，消化什么。比如说，你生产电视机，你生产多少台，你一定要收回多少台。假定你生产1万台，你就得销毁1万台。这个话说起来好像很轻松，但是，你认真想一想、分析一下，你就会发现，它对生产者强加的责任实在是无限大。其结果是，在电视机的生产过程中，所有的生产厂家都必须改进自己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。比如，电视机有一个甚至两个集成电路板，上面的线路和连接点，都是金属之类的东西构成的，这些集成电路板上的金属，比如像汞、水银、银等，对环境有污染。所以，你必须要把它们分解完以后，才可以进一步销毁。原来生产电路板、电视机的人不用担心这个问题，他们大多采用火化的方式解决问题，几分钟就溶解了。但是现在，你回收之后，首先得拆卸这些东西，在拆卸过程中，你会发现，这些东西构合在一起，拆起来很困难。为了解决这个困难，德国的工程师就要想，在制造这些集成电路板的时候，一定要想到10年、20年以后，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所有的构件分开，把原材料进行回收利用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生产商就不能生产了。还有，长期以来，电视机上都有小商标，有的是用金属牌，有的是用不干胶粘上去的，这是很小的事情。但是，1994年的那项法律公布以后，又引出了什么问题呢？在回收电视机时，这些商标是要取下来的，否则，电视机的废旧材料回收又有问题。没有办法，工厂只得雇佣很多人去撕那个不干胶或金属商标，德国工人的成本很高，结果是要花很多的钱。这样，又逼着厂商改进了工艺。现在，电视机出厂的时候，就直接用激光在机身的塑料盒上打一个商标，不用再附加商标。这样，既简单，又环保。所以，一个小小的法律出台以后，弄得整个德国所有的生产厂家，生产汽车的、生产电器的……纷纷改变工艺流程，改变工艺手段，改变零部件装卸方式。
由此看来，问题严重不严重？严重。结果是，几年之间，德国的工业改变很大。现在有欧Ⅲ标准、欧Ⅳ标准，要欧洲标准干什么呢？你不要以为你的行为是自主的行为，今天的法律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表现方式的转型，即，更在乎标准的确立，而非一定要严格地指明保护什么。有了标准，就可以限制你的行为。而标准，更多的是自在法的规则。这便使法律有了与过去明显的差异。我想，人域、人际秩序的同构，这便是明显标识。
第六点，渗透与共识。
就当下的法律现象和法学景象而言，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种现象，那就是，今天的法律和法学越来越不专业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知识渗透和综合趋势。从前的法律专家，是非常专业的人士。我们知道，西方有一个学派叫作纯粹法学派。所谓纯粹法学派，是说，只要理解规则本身就完了，别的都不管，政治、经济、伦理、道德、神都与法没关系，能够懂得规则就行了。在人类历史上，从中世纪中后期以后，到文艺复兴时期，西方的确有一批学者，就只专门研究罗马法的规则、条文，从而成就了解释法学，或注释法学。这样一些人，在那个年代里有他们的价值。但是，到了今天，法律越来越像螃蟹，或者像章鱼，爪越伸越大，越伸越远。各种知识、各种专业，都进人到法学里来，牵制着它的发展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今天要当一个法学家，难度特别大。你要懂得多少知识，才算得上一个专家。你要是对法律以外的知识一点都不懂，比方说，经济学知识不懂，行吗？不行，你门儿都没有；哲学知识不懂一点，伦理道德不懂一点，就搞不清诚信原则，也搞不清楚正义为何；历史的知识也得知道一点，不然的话，这些规则，这些制度哪来的？文学知识也要有一点，不然的话，你话都写不清白，你判决书都写不好，你答辩状都写不好，让人家笑话。曾经有一位教授，一篇论文中有一个自然段，整个约有300字，全是状语从句，没有主谓宾，看了无数遍，也没弄清楚他要说什么，整个让你感觉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他说了什么。此外，电子商务要不要懂一点？国际商业贸易要不要懂一点？银行金融债券要不要懂一点？医学要不要懂一点？生物学要不要懂一点？甚至物理学化学要不要懂一点？要不要？都要。不过，坦率地讲，对所有这些方方面面的知识，我实在是能力不及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能学某一部分、某两部分，最多是三部分的知识。
因此，对整个法律界、法学界来说，就面临着这样一种状态，没有知识是无关的，都是相关的。所以，现在法学院开的课程——你们已看得出来——特别多，年轻人就比较沾光，可以多学好几个专业的知识，成为复合型的人才。所以，现在学外语的，转过来读国际法比较优势；而学数理化的、计算机的、生物医学的，其优势比学外语的更强了。这几年，清华在校的法律硕士里，有学体育、学医学的，这些人的前景特别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拿了两个学位，然后毕业出来就可以去体育、医药机构，如国家体育总局、卫生部下面的医药管理局之类的地方工作。在这些地方，他们是宝贝，他们什么都懂。而像我们这种，科班学法律出身的，反而有了落单的感觉，你能够去的单位，就是固定的单位。而去了以后，也感觉很郁闷，连文件都看不懂，拿着判决也看不懂，这是什么语言？等等。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因为，现在在法院、检察院、律师事务所积累的大量案件，比方说，基因工程、电子商务、环境保护方面的案子，还有经济贸易的案子，你连名词术语都搞不懂，所以，只有抓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说你能不多元化、多维化地学习吗？你如果不多元化地学习，你就觉得自己被淘汰了。
所有这些现象的背景是什么？实际上就是，今天人类的行为、人类的知识，都在全面地、呈几何级数地增长，我们的世界已经不依赖于某一个单一的东西成立，而要依靠多元化、多维化、杂合化的领域、层次的共同。建构，才有可能。同理，法律作为社会秩序、公平正义的载体，必须迎合这种现实，如果迎合不了，就失职了。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秩序要同构的3理由，否则，你根本不能够设计出秩序来。当此之际，所有的法律专业人士，都面临着一个各种各样的知识、各种各样的现象综合的问题。你的知识要复合，你的专业要综合，这是大势所趋。比如立法机构，至少要能看得懂，要用你所学的东西去看懂立法条文，不然也很麻烦；法官也同样，你看不懂也麻烦；律师也同样。
另一个现象便是共识。共识什么？从前，我们的知识是依据严格的分类而设定的，这导致了我们专业的壁垒化，这样非常不利于我们对世界的真实把握，当然也不利于真正秩序的实现。而今则大为改观，知识的隔离在溶化，专业的壁垒也在消解，以至有了相互之间的交流、沟通、融合，出现了有关世界、人类、社会多方面的共识，其中，也包括法律的共识。比如，当下出现的人域和人际之间的同构是一种共识，保护环境也是一种共识，人际的公平正义也是一种共识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共识。除了已经跟大家提到的诸多共识现象外，我觉得有一个口号需要在这里提出来，叫秩序无国界，环境无己私。这是当代的最大共识。这种共识越来越清晰、越来越明显、越来越影响我们的观念，对我们的行为有支配意义。
原来，我们的看法很简单，有个成语叫，各人自扫门前雪，哪管他人瓦上霜。这也是我们原来的法律观念和秩序观念。如一个合同、一个民事法律关系，就是坚守这种理念。认为我们两个的问题、当事人的问题解决了，别人的问题我们可以不管，我们合意的结果是什么，对别人有什么影响，我们也不用管。现在可以吗？现在不可以。因为现在一旦出现了损害责任，法律可以一直追，追到最后的原因点。它奉行的是无过错责任，而非有过错责任。这样，它会追下去，只要与你有关，你就逃不了干系。尤其在环境保护领域，这种现象越来越突出。
举个例子来说，日本人比较喜欢环境优美，所以，在过去的若干年内，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，就是，自己的树一棵不砍，专门跑到中国来砍树。结果是，他们的森林覆盖率很高，达到60%以上，而中国的树却砍了不少。后来，中国禁止原木出口，但木材产品不禁止出口，日本人便改变方式，进口中国的一次性筷子。筷子只用一次，然后照样可以作为木材使用。还有，中国有很多速生的人工林木，像杨树、泡桐这一类的树，生长很快，两三年长起来的树，在我们看来，其利用价值不高，便很便宜地卖给日本人。他们拿去以后，用炉子一蒸，机器一压，结果比自然界生长的檀木还要硬，照样制造高档家具，然后高价返销中国。日本人很善于干这样的事，或者把我们没有用的东西，变成宝贝；或者变相利用你的资源，他自己的尽数保留。这种行为叫作什么，叫作聪明，叫作精明。不过，现在有所转变，我昨天提到，日本人已经跑到中国来治沙了。为什么？这说明，一个人不能只有精明，还得有点愚蠢，也就是把钱送给别人，帮别人做点好事。为什么要帮别人做点好事呢？因为，他们最终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，空气、阳光这些东西是贯通的。你说，你把自己的搞好了，但，最终你挡不住那个坏。自然的逻辑是，要坏大家一起坏。地球就是个弹丸之地，不是说你把你那块保住了，就相安无事了，没那回事儿。因此，今天大家认识到了一个问题，即，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的问题，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，不是一个县的问题，更不是一个村子的问题。这是一种已经建立起来的共识。
我想，这样的共识，对未来的法律观念影响很大。至少，它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。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期，在南美洲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一次世界环境方面的大会，这次会议创造了一个奇迹：一周之内，竟然通过了五个跟环境有关的国际公约。这个记录是人类有史以来没有过的。为什么？通常情形下，国际社会要成立一个条约——不要说五个条约同时签订，就一个，也不知要折腾多少年——不知道有多费劲，而有关环境这类的国际公约，那么快就制订了出来，其原因就在于，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：秩序无国界，环境无己私。它说明，面对环境秩序，不是你把自己整好了，就完了，必须要大家共同着手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有一些东西，比如关于大气的公约，还有人没有签订，有的国家在扯皮。其中，抬杠的核心问题是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分配的问题。有关这个比例的分配，美国说，我应该多排一点，因为我一向排得多，中国说，我是发展中的国家，我更应该多排一点。于是就相持不下，写了几十套方案，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一套方案被接受，还在扯皮。其他的都比较容易被接受，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开始认识到，不能孤军作战，不能自行其是，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。这些观念对我们的世界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。
说白了，全人类，不管穷的、富的、黑的、白的、男的、女的，其实都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。所以，西方的那个救生艇理论行不通。所谓救生艇理论是说，地球就好比一艘大船，现在，船出了问题，要沉了，有几只救生艇漂在海面上，上面已经坐着了几个人（发达国家），大量的落水者正在水中扑腾，救生艇上的人决定把艇开走，逃生去，不管其他的人了。真实的情形是，地球就是这么一个，要沉大家一块玩完，不可能你逃了，我逃不了。既然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，大家就得齐心协力，要跳就一起跳，要不跳大家都不跳，别跳的累得半死，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。我想，这种理念应该成为我们未来法律的重要追求和价值取向。
以上是有关人际同构法的理学问题。这些问题很大，不是我一时说得清楚的，不过，我提出却有必要。